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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北市一街和市府大路交叉的地方，车水马龙。
下午四点，我对着钟楼录了16分钟，时间随着光影的移动在她身上流逝。
摄影/薄霖
岁月留下痕迹。
市府大路157号。
摄影/薄霖
这扇紧锁的门，正是以前人们进出邮局的通道。
这里已被确认为文物保护单位
摄影/薄霖
木质，漆面光洁。这个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庞然大物，就是曾经老北市邮局的邮筒。
人们走进邮局就看到它。据说它的岁数和邮局一样大。
摄影/薄霖
踏着铁楼梯向上爬。
钟楼里遍布尘土，即便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不一定来过。
摄影/陈俊屹、薄霖
在登上钟楼之前，我们以为会看到精密的齿轮结构……实际上四面钟均由电力驱动，旁边还悬挂着提供夜间照明的灯管。楼梯上也安置了4盏射灯照亮每面钟。
录下时间的声音。
摄影/薄霖
登上最后一段楼梯，进入钟楼的圆顶。
没有灯，一片漆黑。但墙上有一扇门……
推开这扇门，能看得很远。
这可能是当时（1927）北市场最高的建筑。
摄影/薄霖、陈俊屹
俯瞰老北市邮局，它是一座U型建筑。
摄影/薄霖
夜色下的市府大路。
摄影/薄霖
夜晚，老北市邮局。
摄影/薄霖
巧合是时间与空间的交叉处发生的一种奇妙现象，比如，假设你没有碰巧看到第二季的《寻城》，或许你永远不会了解一座老建筑背后，会隐藏着这样一系列的巧合。
位于市府大路157号的这座建筑，是沈阳一处非常特别的存在。在沈阳现存的老建筑中，有钟楼的可能非常罕见。巧的是，从结构上看，它也像极了上海的邮政博物馆。
（左边是北市场邮局/右边是上海邮政博物馆）
上海邮政博物馆的前身是上海邮政总局，有着号称“远东第一大厅”的邮政营业厅。而我们这座有着相似外观的建筑，则是奉天邮务管理局，是东北地区曾经最优秀的邮政大楼。通常的说法是，它建于1927年，建筑面积1768㎡，由荷兰人设计施工，由中国政府运营管理。
如果说红砖围成的U字形主体如一条卧龙，那屋上二层绿顶钟楼则是这条龙的点睛之笔。在设计师眼中最难驾驭的红绿搭配，现在已经是北市的一道靓丽风景。阳光下的它恢宏雄伟，而当夜幕降临，金色霓虹的光辉绘出它纤柔的线条，衬托着静夜的美好。
根据《辽宁省邮电志》记载，这座位于北市的邮政大楼正式投入使用的时间是1928年6月4日。熟悉历史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一天正好是“皇姑屯事件”的发生日。当时的邮政员工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变故即将给东北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辽宁省邮政志的记载）
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之后，沈阳仅存的中国机构就是邮政机构。东北易帜后的奉天已经改为辽宁省，当时辽宁邮务管理局的邮务长叫巴立地，他还有一重身份，就是意大利驻沈阳总领事。日本不敢明目张胆地对外籍人士下手，而巴立地又拒绝接受日本方面接收。直到伪满洲国成立，南京方面发出了“东北停邮员工内撤”的命令，日本也只好重新拼凑起当地的邮政部门。
从“九·一八”到东北撤邮，在敌伪箝制、压迫下的邮政从业人员不屈不挠，仍继续维持邮递的运行，并与南京保持密切联系，长达十个月，被誉为：“历史上的奇迹”。
由于满洲国统治下的辽宁又改回旧称奉天，所以辽宁省邮务管理局又“凑巧”被叫回奉天邮政管理局，但此时的奉天，已非彼时的奉天了。
（伪满时期的邮政储金簿）
顺带一提的是，在昔日的满铁附属地内，有一座“奉天邮便局”，是日本邮政为了对抗中华邮政而建立的。在日本投降后，奉天邮便局被人民邮政接收，也就是后来的沈阳市邮政局。而奉天邮政管理局则被国民政府接收，好像这两座建筑一直为了对立而存在。
（所谓邮便局，就是日语里邮局的写法）
随着东北解放，和平之光终于照进这座建筑中来。
其实随着科技进步，邮局的业务也不局限于信件的传递，还有如长途电话，电报等供人与人沟通的便民举措。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市府大路上，这座古老的管理局入口处，仍有市府大路邮局在为人民服务。当年的老员工回忆，在电话罕见、电报惜字如金、以邮件往来为主的年代，北市场附近这样一所邮局的存在，极大地方便了这些身处闹市之中的居民。
偏巧我们在这集《寻城》拍摄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这座邮局的主入口处开设了一家联通营业厅。过去的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市府大路邮局，现在的联通辽宁省分公司、联通市府大路营业厅，这种巧合，是有意为之，还是历史的重现呢？
不得不说，在我们身边的某处，发生过的所谓巧合，其实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为何我将建筑称为为记忆的天然容器，因为在它们身上，你是能够听到时间留下的脚步声的。
一座红砖砌成的三层教学楼，简洁明朗。
摄影/薄霖
清新的绿植点缀了楼台。
摄影/薄霖
建筑的中间有一个天井。
摄影/薄霖
圆拱形在这座建筑中被多次运用。
摄影/薄霖
明亮的二楼中厅。
摄影/薄霖
东北中山中学的校徽。
摄影/薄霖
从三楼向下看。
摄影/薄霖
齐世英图书馆。
摄影/薄霖
即便是从操场看，它的“山”型构造也很明显。
摄影/薄霖
深深的走廊里传来朗朗书声。
摄影/薄霖
红墙伴着苍翠。
摄影/薄霖
在沈阳市和平区南昌街13号，有一所中学，叫东北中山中学。
在本地人的眼中，她没有像省实验、东北育才等明星中学那样的耀眼光环和吸引力。然而，“翻阅”其历史，我们发现她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波澜不惊，其校史激荡起伏、厚重绵延，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拥有着很多人不知道却值得永远珍存的历史标签。
她的第一个历史标签：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
1934年3月26日，她在北平创办，全名叫“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简称东北中山）。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4年初，流亡北平的东北青少年已有数万。而东北中山的创办使命便是“解决东北流亡学生就学与生活问题，保护和培植东北的爱国力量”。
她的第二个历史标签：千余名学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东北中山1000余名学生和部分教师有组织地参加了这场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的学生运动。经此洗礼，不少东北中山少年“爱国犯”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郭峰、李涛、吕东、于克等一批学运领导者后来成长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
她的第三个历史标签是：“流亡抗战”时间最早、最长和地域最广的国立中学。
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学校“西迁”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而东北中山的这项行动提前了近一年，算是中学“流亡抗战”的初期实践者。1936午11月，东北中山撤离北平，辗转南下，流亡苏、湘、桂、黔、蜀数省。这些东北少年历重庆轰炸之灾难、经失亲丧友之痛楚、持读书救国之信念，终至四川威远静宁寺，度过了相对安定的七年半读书生活。抗战胜利后，她从1946年10月开始返乡，于年底抵达沈阳。从创校至返沈，她用了12年多。她有着其他流亡中学无法比拟的“流亡抗战”完整性与饱满度。
这些标签让我们对她心存深深的敬意。
她，如一扇窗，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民族“流亡抗战”的剪影。93岁的原国家测绘局局长李曦沐先在东北中山读书，后至另两所流亡中学（国立二中和国立十四中）求学，最终考上同样流亡的西南联大；84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赵鹏大在两所流亡中学（东北中山和国立九中）接受基础教育；87岁的北师大教授丁尔陞对东北中山更是情有独钟，他是东北中山在四川招收的学生。她就像个“中国结”，不断地接纳其他沦陷区及大后方的学生，与其他流亡中学“互通有无”。
她，是一个家，培养出了一大批抗战的力量、各业的领袖与社会的砥柱，如：航空烈士巴清正，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北京大学校长陆平，考古学家苏天钧，数学家吴光磊，光测实验力学带头人贾有权，土壤学家马溶之，国防固体力学专家程世祜，冶金专家刘嘉禾，育种专家王连铮，诗人郭小川……
她，像长鸣钟，使当代中学教育能从她身上汲取营养。很多校友接受采访时提到“校以作家”与“中山体育”，提到“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他们一再叮嘱我们要写一写“中山教育”，有很多东西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生命力。
原大连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关捷说，这段历史让他想起梁启超那篇名作《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包括东北中山学生在内的无数流亡少年，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读书救国经历写就了一篇“少年中国新说”，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为民族的复兴积蓄力量，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对一些流亡大学（如西南联大、浙大、东大等），媒体报道与学者研究已经够多。而流亡中学却没有这样的待遇，很少被提及，甚至有被历史湮没的迹象。”
繁华空气包裹着几分泰然。这场景，蕴含着百年前人们的梦想与希冀。
摄影/冯宇
初春里的树枝与青瓦。
摄影/冯宇
崭新的石板路上，树如古塔，一排青砖瓦房更显肃穆庄严。
摄影/冯宇
学员们是学生，更是战士。当战争打响的时候，一切服从于战争。
摄影/冯宇
东北陆军讲武堂自创办之初就采用了现代军事思想和教育理念。教学所用教材均翻译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材，教学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两部分。
摄影/冯宇
虽然东北陆军讲武堂在近现代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却并未被大众所熟知。其实谈起这里，人们用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东北陆军讲武堂曾与云南陆军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等三所军校一起，并称为“民国四大军官学校”。
摄影/冯宇
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期间，东北陆军讲武堂成为东北军重要的军官培训基地，储备了大量的军事人才。
摄影/冯宇
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地方，老沈阳人应该都听过，不过真正去过的人，可能就不多了。这个地儿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北陆军讲武堂！
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路25号的东北陆军讲武堂设立于1906年，是东北地区历史最久、培养干部最多的军事机构，是与“黄埔”齐名的中国四大军官学校之一。讲武堂作为一所军事院校，在其“步炮协同”先进军事理论下，不但培育出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东北军炮兵，还为中国的抗战力量“超纲”输送了难能可贵的空军人才。这所传奇军校的校长正是颇具传奇色彩的草莽英雄张作霖。
地面部分所向披靡，空中力量独领风骚，为何唯独海军默默无闻？难道张大帅是个旱鸭子，对海军不够重视？
东北海军是一支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舰队，他诞生在国家危弱的时期，却拥有过中国第一艘“航母”；他曾经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海上战队，却几乎成为奉系军阀的私人武装……命运作弄，东北海军因张作霖走向鼎盛，可最终却没能进到讲武堂这个“奉军家谱”中来……
话说当年，野心勃勃的张作霖原本对踩不着地的大海没有什么执念，不过第一次直奉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号称东北王的张作霖让直军削得灰头土脸。虽然张学良、郭松龄在山海关的成功阻击，使直军最后接受了停战，挽回张家些许颜面，但张大帅清楚地记得——战争中，直军经常用舰船在海面开炮欺负没有海军的奉军，还用运兵船直接把部队运到奉军后方，甚至奉军退兵时，还受到直系海军的猛烈炮击，使得他们白天不敢通过，晚上不敢明灯。
此时的张作霖终于意识到奉军必须建立一支陆海空协同作战的部队。于是他设立了一个航警处，任命沈鸿烈为处长，开始筹建东北海军。
沈鸿烈是个日本海归，留洋时学的就是海军。除了专业对口、学历高之外，沈鸿烈此人还知谋擅略、不服输，因此深得大帅赏识。于是大帅开了“金口”——“你好好鼓捣，老子不差钱儿”。
东北海军虽然成立了，可要与直系海军真刀真枪地进行海战，却是万万不能。几艘小艇不要说打仗，能不能开到海里都是问题。沈鸿烈对此心知肚明，决定扩充舰队实力。
于是，沈鸿烈买来两艘商船装上枪炮，取了两个很是唬人的名字--“镇海”和“威海”。后来又陆续买了一艘破冰船和一艘退役的鱼雷舰，改装后分别叫“定海”和“飞鹏”。
镇海号
舰艇不多却不容小觑，“镇海”改装为军舰后，搭载了一种名为“施来克”的水上飞机。这种飞机产自法国，共生产了9架，其中8架被奉军订购。1926年，在所订购的飞机到位后，东北海军成立了“水上飞机队”，由与东北讲武堂是“一奶同胞”的东三省航空学校的飞行员驾驶。“镇海”号则作为“水上飞机队”的母舰。
“施来克”水上飞机
可以说，“镇海”号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只不过与现代航母不同，当时舰上没有装备飞机弹射器，飞机不能直接从舰上起飞，飞机的起飞和降落只能在水面上进行。飞机起飞前，必须由舰上装备的起重机将飞机吊入水中。
即便如此，张作霖凭借这支海军横行东部海域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于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奉军攻势猛烈，10月即攻占大沽口。陆地作战不顺利，直军又把希望寄托于海军这个“法宝”。然而，此时的奉军也拥有海军了，沈鸿烈亲自率领舰队巡防于营口、葫芦岛一线，并在关键的几处海面上大批布雷，使得直军的渤海舰队一点儿便宜也没占到。直军战败后，渤海舰队的老巢青岛被奉系大将张宗昌占领，渤海舰队改归张宗昌指挥。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舰艇中，有一艘“海圻”舰，是当年清政府购买的一艘排水量达4300吨的巡洋舰，装备有各种火炮34门，一次齐射，顶上一个炮兵团的火力。它还曾完成过环球航行，被誉为“天朝第一舰”。
“海圻”舰
东北讲武堂的学生们就这样一路奏凯，最终让直系军阀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从“招收有志青年”，到后来的牛气冲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东北陆军讲武堂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军事人才，这些人在抗日战争中成为抵抗外侮的精英力量。如今，这座曾经辉煌的学校仍旧矗立，作为一所陈列馆，继续着他教育兴邦的使命。
低矮的平房就这般静矗在街道旁，威严与气韵自在。路过的人也会多看几眼。
摄影/冯宇
如果你打车到这里，该怎么跟司机说？
黑龙江街的北面？辽宁中医的东面？北站的后面？亦或是，崇山东路的南面？
“哦，你要去北陵电影院！”司机如是说。
青字黑匾，朱漆泛着油光。修葺一新的建筑，已寻不见它曾经的名字……
摄影/薄霖
一家三口从镜头前经过，小姑娘却停下来张望。
摄影/薄霖
门上的彩绘，不知与曾经“光顾”沈阳的金鸡百花奖有没有关联。
中式屋顶
柱子顶端的纹饰
摄影/薄霖
陈列馆里的一份战犯名单。
这些影像资料还原了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审判。
摄影/薄霖
偌大的审判庭里陈列着根据史实还原的蜡像。
影院的二层已经改回审判时的样子。
摄影/薄霖
蜡像再现了审判的一个瞬间。
战犯们发自内心地低头认罪。
宽容、正义的裁决被逐一宣读。
摄影/薄霖
在电影史研究专家钟老师的家里，岁月静好。
钟晓光老师亲历了沈阳电影事业的发展历程，谈到电影院，他如数家珍。
摄影/薄霖
权德源先生曾参与当年的审判，现在还会经常回到这里对年轻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权老表示，那场绝无仅有的审判“是个奇迹”。
摄影/薄霖
沈阳电影院修建的高峰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许多那时候建成的电影院一直存在到二十一世纪。
下面小编介绍一些我们收集到的老电影院资料。其中大多数电影院已经拆除或者不做电影院了，留下的只有几代人的回忆。（以下图片内容，部分由钟晓光提供，其他源自网络）
日本人建的电影院之一，现在是沈阳市文化宫，少数仍然能作为电影院存在的老建筑之一，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这个楼的外形很像军舰，据说是平安座的主人佐伯为了纪念自己在战争中死去的海军儿子而建成这个形状的。
也是日本人建的，解放后叫解放电影院，据说建于1928年。解放电影院在文化宫北边太原南街上，不过已经在2006年拆除了。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此楼正面有一个圆弧型的突出，造型很别致。
后来叫红星剧场。位于太原南街快到南八马路口一带马路东侧，不过早已不是电影院多年了。下图是前些年作为饭店时的照片。
1938年，日本人滨口嘉太按照东京银座最大的电影院建造了大陆剧场，也就是后来的东北电影院。它是号称“东亚最大”的电影院，有4层，最多可容纳2400人观影。它也曾叫过“南京大剧院”“东方红影院”等。1998年时为了迎接第八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东北电影院进行了大规模改造。2003年底东北电影院被拆除，它的壁画被保存在沈阳建筑大学的建筑博物馆内。
日本人山本熊太郎创建，离大陆剧场很近，有670个坐席，放映日本、欧洲电影。其旧址在老联营对面，建国后叫新闻电影院，以放纪录片为主。后来还叫过新星特级电影院，2002年已经成为废墟。
又称奉天剧场，1910年北市场最大的剧场。这里还是叫XX座，说明还是日本人开办的。它于1941年遭遇火灾烧毁，后来重建改名叫富士映画馆。到了解放后，这里改名为民族电影院。
上图是奉天剧场（烧毁前）
也是在北市场，是中国人李云阁1935年建的。据说李云阁是京城的财主，看到北市场的商机后建了这家电影院，一时成为北市场最大的电影院。后来这改名叫人民电影院。
创始人韩庆发原本是平安座的放映员，后来自己开了保安茶社放电影。之后他在这个基础上修建了一家小电影院，但是在1935年遭遇火灾。看到这里大家发现当年沈阳的电影院似乎都很“火”。当时设备并不像现在这么安全，观影的群众又多，温度一高就容易发生火灾。1940年他重建了保安电影院，有820个座席，成为北市场最大的电影院。解放后，改名叫群众电影院。
位于中街的光陆电影院最早在1936年开始营业，由吴泰勋筹资，冯兴久经手建办，是当时中国人自主建造的最大的电影院。虽然建筑已经不是原来的建筑，但至今仍然保持原址原名。“光陆”取自“光怪陆离”，正是形容电影作为一种新奇的娱乐方式给人带来的直观感受。不过比较可惜的是1984年光陆电影院失火了。1987年光陆重建，为老沈阳人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记忆。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11周年，距今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享受3D巨幕数字电影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永远失去了听到手摇放映机发出“嘎吱、嘎吱”声音的那种感动。
花几毛钱看上一场胶片电影，是多少人年轻时的宝贵回忆。这些回忆或许会随着科技的高度进步而慢慢消逝。但遍寻沈阳老电影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提起这些老电影、老电影院，许多人会异常兴奋，会愿意跟你畅所欲言，会提起当年的许多故事。
在我看来，那不是在说老电影，倒像是在讲自己的青春，充满梦想、激情、活力的青春。
所谓的老电影、老故事，并不因为“老”而显得珍贵，相反的，它们象征着一代代人的青春历程。我们不断地寻找，不仅仅是在追回失去的历史，更是在帮一群人寻回青春，帮另一群人了解他们父辈的青春。
沈阳的老电影院太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剧场、俱乐部，这里不能一一说明。但我们知道，那是我们所有人的青春记忆，看到这篇文章的各位读者手中如果还有一些电影院的老照片与老故事，欢迎跟我们联系。
那是你的青春，也是我们大家的青春。
窗外是和平年代。
阳光照亮几块地砖，好像与五十年前并无不同。
摄影/薄霖
人们经常笑着从这里走过。
摄影/冯宇
回廊里拱形的设计好像西方电影中的教堂。
摄影/冯宇、孙佳妮
有些爱，只能掩于岁月，不是么？
摄影/孙佳妮、冯宇
我不是对你一无所知。
摄影/冯宇、孙佳妮
少儿图书馆有着彩色的琉璃瓦屋顶。
摄影/孙佳妮、冯宇
东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更加引人入胜。
摄影/冯宇、孙佳妮
有时候这里安静得让人失神。
摄影/冯宇、孙佳妮
满铁奉天公所的强权与阴谋，只是日本对满洲殖民地掠夺的一个缩影。 “满铁”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一个的特殊殖民机构，其管辖范围不仅是交通，还包括矿、工、商以及附属地的城市建设和日本殖民地的开拓等。
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中国人，日本人很认真地策划过在满洲开办报纸，进行宣传工作。“满铁”也曾经一度热衷于邀请日本文人，以记者的身份来满洲进行“海外考察”。他们把见闻写成游记，也开拓了日本人的视野。
中国人很熟悉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就是满铁“海外考察”项目开创时期的座上宾之一。
夏目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精擅英文、俳句、汉诗和书法，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地位的作家，被称为“国民大作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进行创作。代表作有《我是猫》、《心》等。1984年，他的头像被印在日元1000元的纸币上。
1907年，夏目漱石辞掉大学教职进入朝日新闻社成为报社的专职作家。而他的好友中村是公时任满铁总裁，夏目漱石的“满铁旅游”就是由他邀请和全程赞助的。
夏目漱石于1909年9月3日早上，乘大阪商船会社的“铁岭号”前往大连，此后历时一个半月参观游览了大连、营口、奉天、抚顺等满铁沿线的地区，然后前往朝鲜。回到东京不久，夏目漱石就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游记《满韩漫游》（又译《满韩各处》）。
作为总裁亲自邀请的贵宾，夏目漱石此行所受的礼遇自然无可挑剔。但《满韩漫游》与其说是夏目漱石的游记，更像夏目漱石的“老友记”——出现在文章中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夏目漱石青少年时代的各种好友。虽然他本人用调侃的语言，描写了他们见面时的情景，但是，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却是——
虽然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但事实上，夏目漱石此行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都是崩溃的——他临行前忽然患上了急性胃炎。
（出自《满韩漫游》的第一章）隔了一百多年，仍然能感受到的夏目漱石那沉重的怨念。 急性胃炎本应好好调养，无奈夏目漱石是受邀而来，免不了山珍海味地应酬。一路上又多是好友作陪，吃请不断。牛肉火锅，鹌鹑大餐、凉拌豆腐、果园自助……夏目漱石就这样与中国美食一路“相爱相杀”来到了奉天。
夏目漱石来奉天时，他的好友佐藤安之助正在满铁奉天公所任职。在奉天期间，中村是公本来有意安排夏目漱石在满铁奉天公所下榻，可惜由于随行人员和日程安排等原因，最终也未能如愿。夏目漱石对此颇感遗憾。（《满韩漫游》的第四十七章）
俗话说身边无景色。那么，一百年前的奉天给远渡重洋而来的夏目漱石又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实话实说，奉天之行，甚至整个满洲之行都没给夏目漱石留下什么好印象——除了落日余晖和璀璨星光让他小感慨了一下——夏目漱石对此行简直就是五星级差评。
在《满韩漫游》中，夏目漱石居高临下地看着一切，毫无顾忌地使用着对中国人的蔑称。在他的眼里：中国人的城区很脏，中国人的商店很臭，中国的旅店有“奇特的臭”，中国城市的水“又酸又咸”，中国的车夫既肮脏又鲁莽……总之，中国人完全不入夏目漱石的“法眼”，还没有达到文明人的水准。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人“果然是肮脏的民族”（《满韩漫游》第四十七章）。
除了脏、乱、差之外，“奸诈”和“麻木”也是夏目漱石描写中国人的关键词。监守自盗的昭陵守陵人，车祸现场毫无情感围观着的“奉天吃瓜群众”等等真实的事件和人物，都成了夏目漱石眼中的“中国特色”。
《满韩漫游》第四十五章有一个情节：夏目漱石乘坐横冲直撞的马车从沈阳北陵参观回来，路上看到一个被马车撞伤的老人无助地坐在地上，小腿上留下血淋淋的伤口。可是，黑压压一片围观的人却没有一个主动救助的。受伤的老人表情麻木，围观的人也无动于衷，连自己车上的导游也不顾“我”的催促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现场……
中国车夫给夏目漱石留下的不仅仅是“冷漠”这一印象，还给他留下一个心理阴影——野蛮驾驶。一日，夏目漱石乘马车外出，旅馆掌柜为他当导游。结果驾车是位“老司机”，还毫无征兆地使出了洪荒之力……（《满韩漫游》四十九）
所以说，人家回国后在报纸上狠狠地吐槽也是有原因的。
在离开奉天之后，夏目漱石用最后一个篇章草草地说了些在抚顺的见闻，便终止了《满韩漫游》的连载。
夏目漱石为何中途停止《满韩漫游》的连载，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话题。有人认为中途辍笔是因为文章中把该写的内容都涉及了，算是还了受邀的人情。但多数学者认为，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在满洲被刺杀，引发了日本民众情绪变化。模糊的政治立场和轻松的笔墨显然不符合当时高涨的军国主义思潮，这才是导致了《满韩漫游》的中途辍笔主因。
满铁奉天公所里有它独有的故事。
摄影/冯宇
对于沈阳人来说，已经立于中街近百年的吉顺丝房不足为奇。
但对于外地游客而言，它的西洋式造型却光彩夺目。
摄影/韩宇浩
这些精致的手工刺绣，是丝房生意红火的根源。
摄影/韩宇浩
一尊沉默的塑像。
摄影/韩宇浩
吉顺丝房的楼顶曾经是豪华餐厅，坐在这里可以俯瞰沈阳城，不远处就是沈阳故宫的宫殿群。
摄影/韩宇浩
吉顺丝房五楼的圆顶式塔楼，也是这座建筑的代表性外观之一。
摄影/韩宇浩
据说当年“吉”字号按“寸土寸金”的价格，将现大洋铺满了一地，“同益成”却深知“借光生财”的好处，吉顺丝房只好盖了个“缺角大楼”。
摄影/韩宇浩
灯光的映衬下，整座建筑显得更加宏伟气派。
摄影/韩宇浩
说到“逛街”，沈阳人会想到什么地方呢？
沈阳人最常去的两大商圈，恐怕不是太原街就是中街了。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其中一条街——“中街”。
中街是“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已经有近400年的历史。
1625年努尔哈赤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并在沈阳修建皇宫，也就是今天的沈阳故宫。同时在皇宫后面修建了一条商业街，当时称“四平街”。
努尔哈赤为什么要在故宫后面建商业街呢？为了逛街？
Naive!
四平街的修建可是大有讲究的，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说法，修建皇宫，要按照“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规制。也就是皇城前部是朝廷（上朝听政），后面是市场（商业中心），左边是太庙（祭祀祖先），右边是社稷坛（祭祀土地五谷）。
四平街取“四季平安”之意。当时的四平街，东起今天的朝阳街，西至今天的正阳街。在钟楼、鼓楼之间，“东西长一百七十三丈八尺（约579米），南北宽三丈五尺（约11米）”，而钟鼓楼在东西南北四面各设孔门，台顶四周建有女墙和垛口，台上是两层檐砖木结构青瓦歇山顶方形大亭，顶层悬钟、挂鼓，二层置碑志。来往行人从下层十字孔门穿过，老沈阳人有“人从碑下走”之说，朝来撞钟，夜来击鼓即“晨钟暮鼓”。
商业街建立之后，丝房、茶店、钱号，珠宝、照相、钟表、玩具等各种商铺开始进入四平街。四平街逐渐成为整个东北的商品集中零售和批发的交易场所。
据记载，当时的四平街有鱼行、铜行、木行、皮行等9个行，及银市、鸟市、马市、灯市等16个市。到清末民初，交通便利、人口聚集的四平街盛极一时。道路两旁招牌广告琳琅满目，行人摩肩接踵，号称“东北第一街”。
而提到四平街乃至沈阳的商业发展史，就不得不提当时的标志性店铺——“丝房”。
中街最早的老字号店铺是“天合利”丝房 ，由山东黄县的单氏两兄弟创办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
据《奉天通志》记载：
当时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丝房共有42户，其中在中街开办早、规模大、资本多的丝房有17家。形成了以“天、兴、吉、洪、裕、谦”为字头的六大字号丝房，这些丝房多数由山东黄县人所办，故俗称“黄县帮”。
中街的标志性建筑就是丝房中的佼佼者
当年各大丝房为争夺中街市场，还引发了最早的中街商战…
在仿西洋式的整体外形下，细节之中运用了很多中国传统装饰元素。
摄影/韩宇浩
吉顺丝房的老板林芸生，当年可能就站在这样的小阳台上，看着中街的人来人往。
摄影/韩宇浩
第一次到总督府拍摄素材，是2016年初，天还有点冷。
摄影/孙壮
之后又来过几次，航拍、采访……
却没想到这集寻城制作周期之长。
摄影/孙壮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来这里，
采集关于这座老建筑的素材。
摄影/孙壮
总督府的外部维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摄影/孙壮
在总督府主体建筑后部，我们发现了一个堆满木料的房间。
摄影/孙壮
总督府以不同于故宫和帅府的形式，记录了沈阳百年来的历史。
摄影/孙壮
我们还发现了一块牌子。
摄影/孙壮
说到今年沈阳的热词，“营商环境”立刻进入了我的脑海。一看到现在沈城全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面貌，不禁让我想起二十世纪初，沈阳打造“营商环境”的故事
壹
很久很久以前（1636-1905）
在清政府统治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东北的政治经济形态都不同于关内。清朝发源于东北，所以早期这里的居民大多属于八旗体制之内。
八旗是清朝时军政合一的一种体制，皇帝设置各个将军管理东北各地事务，实际上相当于是军事化管理。加上清朝很长一段时间禁止关内人迁入东北，导致了东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进入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不断遭到列强蚕食，一度陷入危局。
盛京将军赵尔巽与日本侵略者统帅大山岩合影（1905）
贰
考察东北经济（1906-1907）
1906年底，盛京将军赵尔巽邀请的两位军机大臣来到东北考察，其中的一位就是后来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
1907年1月，徐世昌把考察的结果汇总，写了十余万字的《密陈考察东三省情形折》《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规划了东三省的发展方向。
不久之后，徐世昌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接替赵尔巽掌管东北，宣告了东三省新政的到来。一场百年前的“营商环境之战”也就此打响。
叁
打造营商环境（1907-1909）
实际上，徐世昌主政东北的两年时间里，很多积弊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主要的成绩，还是营造了一个更为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东北的近现代发展铺设了道路。
在上任初期，东三省金融混乱、财政枯竭，限制了实业的兴办。徐世昌想方设法借国债4000万两，在奉天省城设立了大清银行，将奉天官银号改组为东三省官银号，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徐还主张在不丧失民族主权的前提下引进外资，不得不说其观点在当时十分超前。
二十年后的民国时期，东三省官银号依旧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东三省官银号旧址，位于沈河区朝阳街21号
徐总督重视农业的发展，设立农业科研机构，引进优良品种，推广新式种植方法。一时间，东北农业从家庭小生产模式转向科技化、规模化发展，为东北经济奠定物质基础。
同时，工业也是徐在经济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此外，还有教育、官制、军事等等各方面的新政举措，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延续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但客观上确实对东北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沈阳也进入了历史上营商环境最好的时期之一。
徐氏主政东北的标志性建筑，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东三省总督府。它原是盛京将军府，在1907年东北改为总督巡抚制时翻盖为今天这座西式建筑。它的存在不仅标志着由清朝向民国的过渡，也记录着那段一百多年前沈阳的那场“营商环境之战”。
东三省总督府旧址，紧挨着沈阳故宫南边
可见，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沈阳是有历史经验的。这也是我们坚信可以成功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原因之一。
总督府院内的磨盘，不知是不是也有百年历史。
摄影/孙壮
后来，天黑得无法拍摄，手脚已经冻僵了。
我们告别总督府。
摄影/孙壮
小南教堂里边。
摄影/孙佳妮
寻城团队工作中。
摄影/孙佳妮
彩色的玻璃窗透着光，装饰着哥特式的小教堂。
摄影/孙佳妮
教堂内部。
摄影/孙佳妮
教堂内部。
摄影/孙佳妮
二次曝光。
摄影/孙佳妮
一本书。
摄影/孙佳妮
细心的你，一定注意到了我们在片子中提到：南关天主教堂是哥特式建筑，“中国十大最美教堂” 之一。南关天主教堂是否实至名归？我国还有哪些教堂魅力非凡？我们现在就细数一二。
南关天主教堂
姓名：南关天主教堂
出生：始建于1875年
住址：沈阳
身世：南关天主教堂原名耶稣圣心堂，亦称沈阳南关教堂、小南教堂。教堂原建于1875年，1900年被义和团焚毁。现存建筑为1912年后重建。教堂位于东院，坐北朝南，南北长66米，东西宽17米，通高40米。砖混结构，青砖素面，正面顶部突出有两个方锥形尖顶，东西并列，上部装饰有“十”字架。其规模之大，是全国屈指可数的。
教堂沿袭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形式，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教堂前面是三扇拱门，两侧有成排的小窗，内有二十四根石柱支撑，穹窿镶嵌着巨大的花纹。 1926年，在教堂的西院修建了一座四层的主教府。
现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
东堂
姓名：东堂（北京天主教堂）
出生：始建于1655
住址：北京
身世：东堂是北京四大天主教堂之一，堂体占地面积约2387平方米，是一座罗马建筑风格的教堂。
明朝末年，意大利籍利类思和葡萄牙籍安文思两位传教士在四川一带传教，清初被清兵虏至北京，在肃王府当差。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世祖福临赐给他们一所宅院和一块空地，也就是今天教堂这个地方。他们在空地上建了这座教堂。东堂内曾保存有多幅宫廷画师郎世宁所绘的圣像。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地震时塌毁，次年重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东堂神父们因搬运堂内图书，引起火灾，将房屋烧毁，教堂无恙。不久，教堂被责令拆除，东堂遂废。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田类思主教向国外募捐巨款，将东堂重建为罗马式大堂。但洋人神父纵容教民违法乱纪、杀害无辜，1900年6月13日东堂被义和团放火焚毁。光绪三十年（1904年），罗马教会用“庚子赔款”重建东堂，由法国和爱尔兰两国共同设计建造，成为目前我们看到的东堂。
索菲亚教堂
姓名：索菲亚教堂
出生：1932年落成
住址：哈尔滨
身世：该教堂是由俄国建筑师克亚西科夫主持设计。主穹顶、钟楼有俄罗斯传统的“帐篷顶”、“洋葱头”的造型。
全木结构，占地面积为721平方米，通高53.35米，平面呈拉丁十字布局，是典型的拜占庭风格建筑。目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索菲亚教堂原为沙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修建中东铁路的随军教堂，哈尔滨解放后，苏联政府将索菲亚教堂产权移交给哈尔滨市政府。1960年教堂关闭后，曾作为哈一百的仓库、话剧院的练功房等。文革期间，教堂遭到严重破坏，建筑主体破损，教堂内壁画、乐钟、十字架丢失。
如今它作为建筑艺术博物馆。
西开教堂
姓名：西开教堂（天主教西开总堂）
出生：1916年落成
住址：天津
身世：西开教堂建筑面积1891.95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0人。建筑平面呈拉丁“十”字形构图，三个高达45米的巨型圆顶错落排列成“品”字形，三座穹窿顶均略向上拉长，表面以绿色铜板覆盖，巨型圆顶为木结构支撑，每座圆顶上有一个青铜十字架。
西开教堂1916年由法国传教士杜保禄主持修建，全称天主教西开总堂。教堂侧面是同时建造的“法汉学校”（为天津第二十一中学），后面是教会医院（为天津妇产科医院）。
文革期间，教会活动被迫停止，主教座堂受到红卫兵冲击，三座塔楼上的十字架被砸毁。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两座前塔楼圆顶的底座严重震损。
1979年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归还教产，同年，底座动工修缮。1980年8月15日西开教堂竣工，正式对外开放，恢复宗教活动。
徐家汇天主堂
姓名：徐家汇天主堂
出生：1910年落成
住址：上海
身世：徐家汇天主教堂正式的名称为“圣依纳爵主教座堂”，由建筑师陶特凡设计，教堂规模宏大，装饰华丽，被誉为“远东第一大教堂”。堂侧有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府，修女院。教堂为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平面呈长十字形，正面向东，两侧建钟楼，高耸入云。教堂坐西朝东，高79米，宽28米，砖木结构，占地面积2670平方米，建筑面积6670平方米，可容纳3000余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堂受到毁坏，钟楼尖顶被拆毁，整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被砸碎，并作为上海市果品杂货公司仓库。1979年，该堂归还教区。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鼓路天主堂
姓名：石鼓路天主堂
出生：建成于1870年
住址：南京
身世：石鼓路天主堂的前身是由最早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创办。16世纪末利马窦将私宅略加改造，作为个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1618年教堂被拆除。1864年，法国传教士雷居迪随法国的炮舰来南京复堂，1870年建成，定名为“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堂”（即现石鼓路天主教堂），北伐战争中该堂遭到严重破坏，后由国民政府拨款重修。1930年以后，这里一直是天主教南京教区的主教座堂。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整体外观及内部结构上模仿罗马式，无梁、十字形、拱顶、砖木结构、铁皮盖并有钟楼。主要采用了西方古代教堂拱顶结构及光纤色彩的传统手法。由于技术和材料的限制，该堂的屋顶结构仍然采用中国传统的木屋架，下面用曲线的木构件和灰板条模仿罗马风的圆拱作为吊顶，虽是仿作，但几可乱真。
圣弥爱尔大教堂
姓名：圣弥爱尔大教堂
出生：1932年建成
住址：青岛
身世：“圣弥爱尔”是《圣经》中记载的一位总领天神，他与魔鬼首领战斗，打败了魔鬼，保护了人类。本地人习惯称之为“天主教堂”。可容纳教徒千人。
青岛圣弥爱尔大教堂是青岛地区最大的罗马式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亦是中国惟一的祝圣教堂。
圣弥爱尔大教堂为青岛第一座天主教堂，由德国设计师毕娄哈依据罗马式建筑风格（些许哥特式建筑风格）设计，属新浪漫派。教堂以黄色花岗岩和钢筋混凝土砌成，表面雕以简洁优美的纹案。窗户为半圆拱形，线条流畅，显得庄重而朴素。
60年代后期，青岛天主教堂因受“文革”冲击而关闭，后经修复于1982年“复活节”重新开放。
茨中教堂
姓名：茨中教堂（云南迪庆茨中教堂）
出生：始建于1867年
住址：云南
身世：云南迪庆茨中教堂是一座天主教堂，这座法国传教士建造的天主教堂1905年动工，1921年修建完成。气派的教堂成为了“云南铎区”的主教礼堂。
迪庆的藏民们大多是虔诚的佛教徒，茨中教堂的存在可谓是个奇迹。
18世纪中叶，西方天主教士进入迪庆，他们建立教堂、发展信徒，在强大的藏传佛教势力中，极艰难的存在着。他们信徒甚少，并且每天被信仰藏传佛教的百姓所仇视。百姓们不能容忍天主教士的传教活动，引发了阿墩子教案和维西教案。
在1905年的维西教案中，愤怒的群众焚毁了澜沧江、怒江沿岸的10所教堂，杀死了法国传教士余伯南和蒲得元。当时清政府派重兵镇压僧俗民众，反洋教的群众抵抗了三个月，最终被镇压下去。教会因此获得了赔款，在茨中土地上兴建茨中教堂。1921年，茨中教堂竣工，成为天主教“云南铎区”主教坐堂，下辖2个分堂，先后办过一所学校和一所修女院，1951年在此成立省立第一完全小学。
圣心大教堂
姓名：圣心大教堂（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
出生：始建于1863年
住址：广州
身世：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并把两广总督行署夷为平地。1861年，中法不平等条约规定：法国人至通商各口岸地方其租地自行建礼拜堂学房。
当时罗马教廷任命的两广教区“宗座监牧”传教士明稽章看中了被夷为平地的两广总督部堂地基，并要求划给他建教堂。但两广总督劳崇光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明稽章请法军司令出面，写信威胁劳崇光如果1天以内不给土地给他，法军将实行全城戒严。于是1861年，恭亲王奕忻与法政府鉴署附加协议确定广州圣心大教堂的建立，咸丰帝下诏批准了协议。
教堂是天主教广州教区最大的教堂，国内现存最宏伟的双尖塔哥特式建筑之一，东南亚最大的石结构天主教建筑，也是全球四座全石结构哥特式教堂建筑之一。
盐井天主教堂
姓名：盐井天主教堂
出生：始建于1855年
住址：西藏
身世：盐井天主教堂是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堂。天主教1865年传到盐井，至今已有近一个半世纪了，自1865年至1949年历经17位外藉本堂神父。首次来到盐井传教的是邓德亮神父和比神父，1865 年，两位传教士从贡格喇嘛手中买下了上盐井的这块地皮，并盖起了教堂。至此这两位神父在上盐井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这也成了二位神父传教生涯中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这里后来又盖起了非常壮观的西式教堂（当时用英文传教），从此教徒们慢慢聚集在上盐井落户，教堂也随之逐步扩大。经过岁月的蹉跎，盐井不仅在传教上取得了成果，而且与巴黎教会区域的教士取得了联系。上盐井教堂第四位本堂神父叫尼德龙，他的成绩最显著。他不仅翻译了大量的藏文经书，而且设立了夜校，聘请本地的老师为信徒授课，让他们认字、自己翻译藏文经书。他的这一行动不仅提高了信徒的素质，而且增加了信徒的数量。
教堂外边。
摄影/孙佳妮
从侧面看教堂。
摄影/孙佳妮
教堂下花团锦簇。
摄影/孙佳妮
这座教堂存在于很多沈阳人的回忆中。
摄影/孙佳妮
傍晚的沈阳站。
摄影/韩宇浩
沈阳站的候车大厅。
摄影/韩宇浩
从小圆窗向外望。
摄影/韩宇浩
和谐号
摄影/韩宇浩
买票的人排起长队
摄影/韩宇浩
沈阳站的灯亮起。
摄影/韩宇浩
进站的人们。
摄影/韩宇浩
火车站，伴随着蒸汽文明而诞生的建筑，从出现开始，就是见证人类文明发展的载体。小到家庭和个人的相聚、分离，大到战争和变革中的掠夺、杀戮，一幕幕悲欢离合、胜负成败都在这里上演。
随着铁路的不断延伸，火车站也覆盖到这个星球上的每个角落。截至目前，仅仅三环左右往里，沈阳就有大大小小23座火车站。而在历史上，沈阳又有哪些典型的火车站呢？
沈阳站
沈阳最早的火车站
在沈阳的众多火车站中，沈阳站的建筑特色尤为鲜明，从1899年建站算起，沈阳站是沈阳最早的火车站。现在的沈阳站东站房建成于1910年，由日本人设计修建，被侵略者经营统治近半个世纪。现在的沈阳站是东北地区规模第三大，客流量第二大火车站。
苏家屯火车站
曾经的沈阳南站
苏家屯火车站始建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与沈阳站一样，沙俄修筑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抵达奉天后，即在苏家屯和沙河（今林盛堡）建立火车站。
1905年，日俄战争中沙俄战败，放火烧毁苏家屯火车站。是年8月，日本以军事需要为由修筑了由安东（丹东）到奉天的安奉铁路。
苏家屯火车站
1944年和1945年，美军飞机两次轰炸苏家屯火车站，逼迫日本军队投降。
1998年，在原苏家屯站旁建立了沈阳南站。苏家屯站停止使用并逐步拆除。
2010年1月28日，铁道部已决定将哈大、沈丹两条客运专线的重要节点——沈阳新客站命名为沈阳南站，原沈阳南站恢复为苏家屯站，此后沈阳南站与苏家屯站为独立的两个站点。
苏家屯站（曾经的沈阳南站）
皇姑屯站
京奉铁路终点
1907年，京奉铁路宣告开通。由于受到日本南满铁路阻碍，铁路并未能直通奉天。当时的终点站“奉天城站” 离奉天城根还有3.9公里，因地处皇姑庙和皇姑坟附近，因此得名为“皇姑屯站”。
皇姑屯车站
沈阳北站
中国人自己修建的车站
1911年11月，在中日签订《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与《中日京奉铁路延长线协约》后，京奉铁路才得以通到市区。车站设在西星寺附近，今皇寺庙东北岗维里，站名为“奉天城火车站”，为砖瓦平房。
1936年时的辽宁总站
辽宁总站当年不仅是京奉铁路上最大最好的车站建筑，也是20世纪30年代初，沈阳最宏伟的城市建筑之一。辽宁总站货场、行李房、餐厅、旅馆、车站广场等设施一应齐备，并且将原港湾式月台改为可通过式站台，建筑规模大大超过了当时由日本南满铁路控制的交通枢纽奉天驿。
1946年辽宁总站正式更名为沈阳北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将辽宁总站更名为“奉天总站”。但是，北宁铁路局拒不承认这一站名，在其列车时刻表上，仍称辽宁总站。
1934年，满铁又将其改名“北奉天驿”。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辽宁总站正式定名为沈阳北站。
直至1990年，新沈阳北站建成后，这座车站才正式停用，现为沈阳铁路分局机关办公楼。
刚建成时的新沈阳北站
沈阳东站
东北第一条中国人自建铁路的始发站
1925年建立，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东站街1号，是原“奉海站”旧址。
奉海铁路是中国东北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建设的铁路，奉海铁路自奉天省城大北边门外的毛君屯起，向东北延伸，经抚顺、营盘、八家子、北三城子等地至海龙（今吉林省境内），长236公里。1925年7月开工，1927年9月竣工。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沈阳东站
在通车以后，奉海铁路建立了铁路管理局，也开始修建车站，始发站便是奉海站。
1929年奉海铁路改为沈海铁路，站名也随之改为“沈海站”。
1930年沈海铁路公司设计修建新站大楼。1931年破土动工，1932年竣工。
从1995年1月起，“沈阳东站”停止客运，从此成为沈阳最大的铁路货运站。
如今的沈阳东站
东陵火车站
“中国风”传统建筑火车站
奉海铁路是中国人自建铁路的开端。
奉海铁路全长251.2公里，1925年7月开工，自奉天古城大北边门外的毛君屯起，东北行经抚顺、营盘、南杂木、梅河口到吉林省海龙县。
奉海铁路东陵车站
上世纪20年代，东陵火车站便是奉海铁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奉海铁路于1927年8月正式通车，9月竣工开始办理客货运输业务。东陵火车站也应该是这一时期的。
如今的东陵火车站
夜里沈阳站。
摄影/韩宇浩
条条铁轨。
摄影/韩宇浩
医大和二十中学之间的社区里，有这样一座小楼。
摄影/孙壮
旧墙，旧窗。
摄影/孙壮
木牌，
这里曾经的用途。
摄影/孙壮
窗子藏在绿叶里。
摄影/孙壮
被称为“欧风街”的中山路，连周边路牌都试图营造出一种异域风情。
摄影/孙壮
一眼就能看出的半木结构。
摄影/孙壮
不再有烟冒出来。
摄影/孙壮
六天在沈阳可以做哪些事情？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在陈云的领导下，接收工作快速进行：第二天通电、第三天通电话、电台开始播音，第四天通邮政，开始正常供水，第六天接收工作基本结束。
陈云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位领导人还有着“红色掌柜”的称号。
这座桂林街89—3号的日式风格砖石结构建筑，便是陈云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在沈期间担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时的居住地。
接收沈阳
陈云曾为接收沈阳制定政策。
“各按系统”：下辖经济、财政、后勤等5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等9个接收单位，进行接收。
“自上而下”：如第一级主管人不在，即由第二级主管人办理，依次下推。
“原封不动”：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给生活维持费10万元(1946年3月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币)，有些政、警系统之高级官吏则不发。
“先接后分”：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服从，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
解放前的沈阳
相比解放前的沈阳，陈云领导接管后，这座城市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陈云起草的《接收沈阳的经验》，也成为了当时全党做好城市接管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光阴的罅隙之中，历史已然远去，而沈阳也早已如先人所愿，欣欣向荣的发展着。时光荏苒，那些曾经的风云动荡早已平息在岁月的长河中，但这深埋在沈阳记忆中的荣光，一如传奇，终将光辉而不朽。
房子里挂着它曾经主人的影像资料。
摄影/孙壮
一个年代的印记
摄影/孙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