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这一天，是千千万万人命运的拐点。沈阳解放千真万确地改变了这个城市和许多人的命运，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的居民、参加这场战争的将士们以及他们家人的命运在此陡变。

　　　“这一切，都属于人民的了”

　　《新华日报》战地记者刘白羽，亲历了沈阳解放，在他的笔下沈阳解放日是这样的：11月2日，将是我们永远记得的日子。3年以来，在爬冰卧雪、冒死忘生的时候，我们所想望、所争取的这样一天，终于实现了。当解放军忠诚英勇的战士走过沈阳街头，当我听到他们那嚓嚓前行的脚步声时，我知道这是胜利的声音，从内心激起快乐。我走进沈阳，我又看到这个中国第一座重工业城市，我熟识铁西区五金冶炼厂最高的烟囱，到兵工厂去的路，以及由中心广场向四面八方辐射的街道，而这一切，都属于人民的了。在这汹涌的人民力量之下，沈阳市从战争里迅速恢复过来。3日电就来了，曾被国民党切断的居民电灯一下耀眼发光。4日电话通了。5日邮电把沈阳与全东北的呼吸沟通。6日冷雪初晴，电车响着喇叭驶过街头，自来水流出了龙头。商店大部开业，物价稳定，四乡粮车源源而来。市民们和过节日一样欢欣地出现在街头，神话式的谈论在流传着……真的，沈阳的一切是新的开始，是记者经历东北战争中所见的新景象，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鲜明表白，是伟大而英勇的大革命高潮。这一切都是解放后的新光景，像红日冉冉而上。沈阳千万人民在这光辉的时刻里喊出同样的一句话：光明的日子开始了！

　　　“咱们的队伍回来了”

　　东北解放军的随军记者常工，历经了辽沈战役全过程，他笔下沈阳解放时的盛况是：记者随军进入我军两年前撤退的沈阳后，成千成万的群众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热烈欢呼着“咱们的队伍回来了”。当我军的炮声刚在沈阳城周围响起来的时候，全沈阳的人民便都以无限的兴奋与欢欣的心情，准备着欢迎自己的队伍。首先是各工厂的工人、学校的师生与各机关的职员，他们在我军还没有到以前，就都有计划地保护国家财产，准备交给国家。同样，在我军突入沈阳以后，他们都更冒着极大的危险，积极协助我军作战，歼灭散布与隐藏在各处的蒋匪。

　　不仅如此，全沈阳的市民也在热烈欢迎解放军。从解放军刚一进入沈阳，无论是广场上，大街里，以及胡同内，到处都贴满了各色的标语，红红绿绿，极为动人，并且到处也都挤满了人群，只要看到解放军过来，他们就情不自禁地举起自己的双手，跳着高呼起来：“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是感激的欢呼！这是新生的欢呼！这更是光明胜利的欢呼！

　　“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突然成了第一流国民”

　　让人耳熟能详的《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柏杨，是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原名郭衣洞，曾在东北大学读书，当时他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大东日报》。这是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一份反共报纸。同时，他还在沈阳北大营第3军官训练班受训。

　　郭衣洞回忆说：1948年11月1日上午，我贸然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们已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我大为恐慌，急行折返沈阳，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回到大东日报社时，厨夫告诉我说，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住在炮子坟(炮子坟距大东日报社只有二十分钟路程)。傍晚时候，街上已经没有行人，我、徐天祥、孙建章、廖衡，挤在楼上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而我今年已二十八岁了，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第二天上午，解放军大批进城，车队也鱼贯而入，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我们准备离开沈阳，走到沈阳车站后，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一个古老的废墟。其实，并不是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抗战末期，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军风军纪也完全荡然，国民党军和土匪海盗，没有分别，不要说从来不排队，甚至从来不买票。一旦巢穴倾覆，只好排队买票，而且还排得这么规矩，只不过失去了靠山。

　　被解放的百余名将官的新生活

　　据张正隆《雪白血红》记述，1948年11月2日这一天，除了游荡在街头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外，7万余名国民党官兵束手就擒。对他们，新政权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称谓：“解放军官”“解放士兵”。对这个新兴的、气象蓬勃的政权来说，无论是“被俘”“投诚”还是“反正”，都是被他们“解放”的。“解放”的百余名将官中，后来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53军军长、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周福成。11月1日拂晓，面对解放军的枪口，周福成神色沮丧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和你们3纵队联系起义。”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世合公”银行大楼，这里成为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后来，116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

　　国民党新编第1军暂编第53师师长许赓扬，在是否是起义问题上存在争议。当时，在勉强接受其“起义”后，暂编53师被改编为东北解放军第53师，许赓扬继任师长；次年春天，尽管“起义”待遇被取消，53师最后解散，但许赓扬依旧出任了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终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义人员”身份。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冬天，在初雪飘零的日子，百余名将官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途。这里有两个“高级战俘队”，从沈阳转移到这里的100多人，大多被编入了这个总数为239人的队伍。

　　“新生活”开始了。在一遍遍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心路历程之余，他们扭秧歌、出墙报、打扫卫生、参加评剧演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写读书笔记、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在小组会上讨论着各种心得体会……新政权的种种改造手笔，让他们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强调自己的“起义”身份；另一方面，在参观哈尔滨电厂、考察双城地区农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区别。无论“被俘”“投诚”还是“反正”，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命运分野，说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个个昔日同僚被释放了，夏时之后，是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渐渐地，这个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战俘的解教团，只剩下了164人，其中还有88人，或等候释放，或“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终获释。

　　本版稿件均由张建光撰写

　　图片由张建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