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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人民记忆中的抗美援朝
http://www.syd.com.cn   来源:沈阳日报 2019-03-29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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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是沈阳市民为抗议美国细菌战举行示威游行,图2是沈阳人民欢送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的青年。这两张照片,是抗美援朝“前方的后方和后方的前方”——沈阳的剪影。在抗美援朝期间,沈阳自觉地担负起各种支援前线的任务,通过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增产节约、爱国捐献等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战争胜利做出重要的贡献。据资料统计,沈阳13个区县(市)参加抗美援朝为7400余人。

  十万军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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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期间,沈阳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立即行动,积极恢复生产,举全市之力支援前线,并提出“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口号。这些让沈阳人感受到,现代战争是一场大工业实力的角逐。朝鲜前线的枪炮声,更加坚定了沈阳人的信念。

  沈阳重型机器厂仅用19天就完成10万把军镐的制造任务,提前一天送到前线。沈阳重型机器厂原总工程师祝德义曾于2012年这样回忆道:

  “我是1949年6月从机床一厂来到重型,那时候重型叫‘沈阳实验工厂’,入厂后我就任公务股股长,负责技术和生产。1949年10月底我们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钢水,在这以后上级又从水泵厂调拨给我们一台1.5吨小电炉子,安装在炼钢现场,用于生产一些小型铸钢件,我们造的十万把军镐,还多亏了这台小电炉。1950年的秋天,机械局下令,找我去开会。局长在会上宣布命令,要求我们两个月之内造十万把军镐送上前线。这么重的任务可是不得了,我赶紧回厂向厂长汇报并在全厂开展总动员。那时候工厂元气还没有恢复,一下子接受这么艰巨的任务,我们又高兴又担心。军镐是军工任务,技术条件很苛刻,一共十几道工序,每一道都不能马虎,军镐既要结实好用,还要方便携带,每个军镐重量误差不能超过二两。

  “造军镐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无米下锅’,有钢材哪个厂子都能做,关键是没有钢,我们厂有能力炼钢,这在当时是优势,没有原材料就发动全厂职工捡拾废钢铁自己炼钢,多亏那台1.5吨的小电炉,一道道难题被克服。镐头成型还不算大功告成,要按照技术标准进行打磨毛刺,镐头碾尖、磨扁、开刃、淬火等一道道工序还要接着完成。

  “为了配合造军镐,工厂特意安装了一批砂轮机,突击打磨镐头。按照图纸要求,一头尖,一头扁,两头淬火,增加硬度,确保战场修筑工事攻无不克。军镐造完要挨个过秤,重量超过2两的,要打磨下去,直至达标。因为战士要背着镐头行军打仗,太重了要增加负担,经检验每道工序全部合格后镐头要涂上黑漆,打包装分批运到目的地,抢在志愿军过江前分发到战士手中……”

  为志愿军铸造的“撒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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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和1952年,沈阳市开展两次增产节约运动,全市广大干部职工节衣缩食,共为国家节约价值720万吨粮食的财富,同时还完成大量的军需任务。当时全市有20个产业系统、下属254个工厂企业(其中私营企业52个)为完成增产节约计划和紧急情况下的军需任务,开展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共有9万余人参加。

  铁西的沈阳桥梁厂、拖拉机厂、鼓风机厂、饼干厂、东北制药厂等大小工厂,夜以继日为前线部队生产,提供了炮鞍、飞机副油箱、炮车、军镐、炒米机、军用饼干和大批药品,沈阳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其中一个重要贡献,是军事工业为朝鲜战争前线提供枪弹和炮弹,并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提供后方基地。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反坦克武器和飞机时,沈阳军工企业及时提供反坦克火箭弹和喷气式歼击机。

  解放初期,沈阳军事工业以生产枪弹、炮弹、小口径海炮弹、航空救生弹、飞机部件等为主,主要有沈阳五二工厂(2000年9月改称“沈阳东基集团有限公司”)、沈阳五三工厂。1950年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抗美援朝的炮火中,亲自筹划在沈阳创建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工业基地,并动员全国各地给予支援。

  七二四厂为适应战争的急需,在艰苦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自行设计研制了一批产品。同时,还测绘仿制日、美、苏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兵器。从1949年到1953年,七二四厂研制过我国第一代反坦克火箭和炮兵火箭、60及82迫击炮和长弹,测绘仿制美式105榴弹、120迫击炮、苏122榴弹以及日本88式音信、高射引信等,共研制126种产品,有24种产品用于生产,为支持抗美援朝立下赫赫战功。

  建奇功的防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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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防疫部队对抗美援朝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支队伍是在志愿军卫生部吴之礼部长领导下,李哲范队长组建和指挥的300余人的卫生防疫队伍。他们多数来自沈阳、吉林、哈尔滨、延吉等城市。当时,他们就是在校就读的学生,最小的年龄只有14岁。

  原沈阳军区联勤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喻纯光曾回忆说:

  “1951年秋,一些刚刚由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经过短期培训即投入战地卫生防疫工作。部队入朝前,有计划地在部队开展各项预防接种工作。各个渡口处设置预防接种站,对每一名战士逐个进行‘三联疫苗’(伤寒、副伤寒甲、乙)霍乱疫苗以及鼠疫疫苗接种等。

  “对抗传染性斑疹伤寒等传染病,防疫大队派若干小分队,深入到各部队及朝鲜居民中,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防疫小分队创造性地发明一种利用部队空汽油桶去掉桶盖,制作一个木格子,架火用蒸汽灭虱,封闭门窗烧炕将虱子以及虱卵全部杀死的干热灭虱方法,后来使用由国内运来的大批DDT和666杀虫药,通过一系列方法粉碎了美国发动的细菌战。

  “在运动战期间,志愿军‘一口炒面一把雪’的战地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1951年秋天开始,部队的主、副食源源不断从国内运来,防疫小分队采取定期定点的营养调查,最终通过《前线后勤报》和《卫生通信手册》对全军予以指导。当时,在部队广泛宣传吃‘八一面’‘九二米’,并在冬、春季节向全军发放各种维生素丸,一系列的措施使志愿军在作战期间一直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

  敌机轰炸下的后勤站

  沈阳日报社老职工吴铁铮曾回忆道:

  “当年,我19岁,单位开完抗美援朝参军参战动员会后,我立即申请赴朝参战。12月下旬,我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编入后勤第20大站,任战勤参谋。1951年1月1日,坐车从宽甸入朝,所见满目苍凉,城市已不存在,市民早已疏散,农村更是变成废墟,因为房屋较为简陋,房顶均为稻草,根本禁不住燃烧弹的袭击。凡是我们经过的沿线看不到青壮年,他们都参加了人民军或游击队,老弱妇孺进深山河谷,住在山洞或地窖子里。

  “我们第20大站为团级建制,负责保管和运送军需物品,以保证前线战斗的胜利进行。现在看似乎是不错的差事,但那时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而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武器先进,火力猛烈。我们车队只好白天隐蔽在山洞里,晚上摸黑前进,但敌人的照明弹却把大地照得雪亮。我们官兵伤亡天天都有。

  “随着战事的发展,我们向清川江一带挺进,不知不觉中1951年的春节到了,志愿军战士是在异国战场上度过春节的,肩负重任,战斗随时发生,伤亡就在眼前。我们住的山洞阴冷潮湿,所谓年夜饭也就是吃口炒面,喝口凉水而已。前线正与敌人激战,我们还记得过年,但前线官兵早已忘记了哪天是年。

  “1951年6月,我们第20大站在安州郡北松里驻扎下来,我先后任仓库保管和北松火车站军代表。大战主任边登甲领导我们战斗在清川江江南岸的北松火车站。江岸西南不远是安州,有火车通安东(今丹东);东面不远是介川,也有火车到辽宁宽甸县;从介川往东北还有一条铁路与中国吉林辑安县(今集安)接轨。我国全部援朝物资都经这3条铁路源源不断运到朝鲜,北松车站成为军需品的转运站。不远的清川江大桥地处朝鲜南北交通咽喉,因此北松和清川江大桥就成为敌机昼夜轰炸的目标。

  “离我们不远的清川江铁路大桥,敌机轰炸更是猛烈。1951年7月,志愿军一级英雄杨连第,曾带领一个排不屈不挠地使中断了的清川江大桥胜利通车,保证了前方军需物资的供应。1952年5月15日,杨连第在桥上指挥部队起重钢梁时,美国飞机投掷的定时炸弹爆炸了,他光荣牺牲,年仅33岁。如今他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里。

  “战争中,无论形势多么凶险,我都没有哭,跨进祖国大门,我流泪了,这是久战胜利后的骄傲,还是即刻会见到父母的激动,还是对牺牲战友的悼念,我说不清,只是把这几年获得的各种证书捂在胸前,想让它永远留在心中。”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王远通讯员王梓熠/文

  市档案馆/供图

编辑:xw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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