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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学术是我安身立命的基本立场
http://www.syd.com.cn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8-10-26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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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手记】

  上海书展期间约访陈思和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某种巧合。事后才发现,40年前的8月22日,他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文汇报》。

  至2018年8月,陈思和走过了评论生涯40年。从巴金无政府主义的理想道路,贾植芳的苦难而高贵的人生道路,鲁迅胡风巴金一路的知识分子道路对陈思和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周作人沈从文老舍一路风格也让他心生欢喜。因为既有先贤为榜样,不为世俗潮流所动;最重要的,还是身边有贾植芳先生直接的人格榜样。陈思和的学术道路走得踏实而稳健,“知识分子”在他心里重如泰山。

  但陈思和也不是一个来者不拒、任何作品都能够解读的评论家。只有与自己的兴趣或者某种隐秘的生命要素吻合的作品,才会激起他的阐释兴奋。他曾经把批评与创作比作一条道路两边的树,从小树到大树,到枝叶繁茂,相看两不厌,一起慢慢生长,不离不弃。

  他在借助批评诉说自己内心的某种激情。

  他说,作为批评家,这是一种局限。我却恍若觉得,他并不止于批评家,他才是真正的作家,而那些被评论的作品,只不过是为他的思想和表达作注脚。

   “我仿佛是一只深埋在土中的蛹,生命被裹在天地自然之中,拼命吸吮土里的营养、树根的汁液以及承受阳光雨露的照拂滋润。”陈思和以诗意的描写回顾他在复旦大学的学习,他的学术人生在自由的空气中起步

  中华读书报:您和卢新华是大学同学,又最早写过《伤痕》的评论。可否谈谈你们的交往和当时的文化背景?

  陈思和:新华和我同列复旦大学中文77级,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他的《伤痕》刊于宿舍壁报,引发热烈争论。有支持也有批评,我是支持《伤痕》的,这篇作品感动了我,突然觉得以前盘踞在头脑里的条条框框被打破了——文学还可以有另一种写法。我觉得可以有新的追求,虽然追求什么讲不清楚。我写了《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论〈伤痕〉》,发表于1978年8月22日的《文汇报》。

  中华读书报:在此之前,您写过评论文章吗?

  陈思和:进大学以前,我在卢湾区图书馆初学写书评,教材就是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还是教条主义的一套。进复旦以后,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才让我慢慢摆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走上了独立思考、自由写作的道路。1979年,我参加了《光明日报》副刊发起的关于刘心武的小说《醒来吧,弟弟》的讨论,指出刘心武小说的概念化,试图分清《伤痕》表达的“伤痕文学”的真实观与《班主任》开始的“反思文学”的真实观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我当时只是朦胧意识到,并没有清楚地给予理论阐释。20年后,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才把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之间的差别,从理论上分清了。正是大学最初两年的基础学习,奠定了我后来的学术追求,从那时候开始,我在学术思想上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思想是自由的。

  中华读书报:您是高考恢复后第一批进复旦大学的学生,大学带给您什么?

  陈思和:可以说,是复旦大学重新塑造了我。大学给我很多方面的资源,最宝贵的就是一种大气象的彰显。也许并不是所有复旦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气象,但如果不进复旦,我可能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首先是复旦校园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系产生了“伤痕”文学,直接把我引向当代文学批评的道路;其次是复旦大学拥有贾植芳这样的人生导师,直接引导我对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自觉实践;三是复旦大学的学术气氛鼓励我与李辉合作研究巴金,开始了新的人格理想培养。我的人生学步阶段就是这样在复旦大学的人文学术空气中完成的。大学一年级下半年,我感觉整个人都变了。

  中华读书报:您也曾多次提到过导师贾植芳对您的影响,能回忆一下你们的交往吗?

  陈思和:贾植芳先生受到过胡风案牵连,后来经历“文革”劫难,受迫害长达20多年。但他是个坦荡的人,能够通达地放下自己所经受的苦难,从来不会在一些文人擅长纠缠的小节上计较是非。贾植芳为我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他是受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九死一生仍然不断地追求精神理想。先生一生最重视的是知识分子的称号,这是他自觉履行“五四”新文学精神使命的最根本的动力。

  我们几个学生经常在他的小屋里喝酒聊天。贾先生对我们讲了很多现代文学的历史。胡风在上世纪30年代坚持鲁迅精神,通过编辑文艺杂志来培养年轻作者,贾植芳是投稿结识了胡风,胡风对他提携很大。胡风和鲁迅又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当时我听贾先生讲胡风,就说“我那朋友如何如何”。你能感受到他在讲胡风事件时,不是在讲书本上的历史,是活生生的历史;他说起鲁迅,总是称之为“老先生”,因为鲁迅对他来说,也不是书本上的鲁迅,这和隔代读鲁迅的感觉很不同。贾先生讲给我的现代文学,是人和事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过程,我常会出现一种幻觉,鲁迅、巴金对我来说更像是前辈,不是研究对象。我把自己纳入到知识分子的传统谱系,也在奉献自己的力量。有些学者研究和学习分得很清楚,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向研究对象学习,要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把我的学习体会放进去。

  贾植芳始终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风格。在他身边,我开始知道应该怎么选择自己的道路。我研究巴金,巴金有遥远的、高尚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达不到。所以巴金很痛苦;贾植芳是通达的人,但有风骨、有立场。他们对我都有影响。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研究巴金成为您的学术起步?

  陈思和:我当时的动机是想探讨,巴金作为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作家,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中走到思想的前列,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这涉及到一个与正统的文学史叙述不一样的另类叙述系统,从巴金的激进自由主义创作进入文学史,再整合到鲁迅——胡风的左翼文艺传统,再带动整个知识分子的道路研究,是我后来研究文学史的一个基本思路和方法。安那其乌托邦理想以及打破国家机器的学说,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的边缘立场,以及培养人性化伦理的个人修身理念,都给我带来深刻影响。巴金称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为“一个人格的发展”,我后来写巴金传时,也用了“人格的发展”为题,同样我的人格发展中也吸收了无政府主义学说的许多营养,这是我必须表示感激的。我和李辉的合作研究得到了贾植芳先生的具体指导和支持,第一篇讨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否有进步性的论文,由贾先生推荐给《文学评论》编辑部的王信老师,又经陈骏涛老师的编辑,建议我们改成读者来信,在1980年第3期刊出。巴金先生读了这篇文章,明确支持我们的观点。这是我们追随贾先生与巴金先生的道路的开始,也是我的学术道路的开始。

  从性格上来说,陈思和并非是一个赶潮流的人。但是在当时火热的文学研究氛围中,他被裹挟着往前,和当时国内一批新锐批评家一道,开创了那个时代的文学黄金期

  中华读书报:您在学术上刚刚起步时,遇到了思想解放运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陈思和:恢复高考是改革开放的先声,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转向了追求知识。我本性不喜欢赶潮流,可这是唯一的一次赶上了,对我的思想、世界观的形成,包括对后来的人生道路都有很大的影响。学术新人的大胆探索得到了时代风气的鼓励。

  那时学术界有两个圈子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个是《上海文学》的,常务副主编、评论家李子云培养了一支年轻的文艺评论队伍,我们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聚在一起开会,参加者有王晓明、许子东、李劼、宋耀良、夏中义、吴亮、蔡翔、程德培……吴亮是从读哲学开始走上批评的道路,没有学院的训练,他的充满辩证的思维特征给我的影响很大。评论家们形成了一个圈,这个圈是有标准的,譬如我们当时对张承志的小说就非常推崇。还有一个是北京的学术圈,如北大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还有王富仁、吴福辉等,他们的文章我都非常关注。那主要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巴金论稿》之后,我的研究目标转向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自上世纪50年代始,现代文学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各高校中文系不仅开设相关课程,编写文学史教材,还建立了现代文学教研室,现代文学学科里又派生出当代文学。1984年的杭州会议促使了文学寻根的创作思潮,1985年的厦门会议、扬州会议等,都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鼓励文学研究者冲破思想牢笼。1985年,现代文学学会在北京万寿寺举行现代文学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我的发言和北大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联合发言《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不谋而合,我们都主张打通现当代文学,把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完整地寻找和发现20世纪文学发展的规律和教训。我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杭州会议上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两个会议引出了我的两篇文章,都是以“五四”新文学传统为参照来论述当代文学的经验教训,由此形成我第二个研究系列,后来陆续写出《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等七篇系列论文,编成第二本著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中华读书报:这本书也是您探索文学史理论的代表著作。

  陈思和:现在看来是很粗糙、很不成熟的,所以后来一直想重写或者做重要修改。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决定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基本经纬。一是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整体来研究,不断发现文学史上的新问题,并努力通过理论探索给予新的解释;二是关注当下文学的新现象,关注中国新文学传统与现实结合发展的最大可能性。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我的学术研究的经,当下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是纬,在纬度上我尽力扩大研究领域,对台湾香港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中外文学比较,甚至外国文学等等,都尽可能去学习,逐渐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在继续开拓的思考中,我越来越感觉到原来作为中文二级学科的现代文学的基本框架与文学史理论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重写文学史”。

  中华读书报:“重写文学史”的原则是什么?

  陈思和: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许多真诚的作家和影响重大的作品,但没有处理好审美中介这一环节。时间是无情的,随着社会变迁和价值标准的转变,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甚至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从事新文学史教学的大学教师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当在课堂上讲到有些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时,不管你是极力称赞还是批评,当代大学生的反应都极其冷漠,他们不关心你的具体结论,因为他们对这类作品根本就失去了兴趣。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并给予解答的问题。如果它们确实是不值得再读,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作为一门课程的内容,去强行规定大学生们阅读。不过我这里说的审美标准,不是纯美标准,文学作品的审美当然是包含了重大思想与时代信息的。

  和贾植芳先生一脉相承,陈思和同样把“知识分子”看得很重,也一直在尝试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承担。1980年代以后,陈思和主动地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学术、社会活动和出版工作,主推“火凤凰丛书”,担任学校的人文学院副院长和中文系主任

  中华读书报:90年代,您和王晓明等人发起的人文精神寻思的大讨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现在您怎么看待当年的讨论,那场讨论对知识界有何意义?

  陈思和: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是王晓明提出来的,他邀请我一起参与讨论,后来沈昌文先生又加入了,在《读书》杂志上进行延续性的讨论。因为引起了很多反对的声音,才构成了社会影响。这场讨论后来王晓明编过一本资料集,可能更能够说明问题。我当时发现,参加讨论者对“人文精神”的理解都不一样,总的来看,是知识界对于中国刚刚掀起的市场经济大潮不适应,对于商品经济导致的社会效果表示了忧虑。这些看法,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些超前和敏感,也引起了很多反对的意见,却没有人真正地重视它。其实,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角度看,人文精神寻思讨论中被提出来的问题,都被不幸而言中。从当时来看,这些声音显得不合时宜,是比较微弱的,很快就被边缘化了。但毕竟留下了一些清醒、理性的声音,作为一种思想资料,以后会被人一再提起的。

  1994年,我与王晓明合作筹办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产生了另外一些影响。我的学术道路也大致形成了三个方向:从巴金、胡风等人物传记研究进入以鲁迅为核心的新文学传统的研究,着眼于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实践道路的探索;从新文学整体观进入重写文学史、民间理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等一系列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探索,梳理我们的学术传统和学科建设;从当下文学的批评实践出发,尝试去参与和推动创作。如果说,第一个方向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追求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和行为立场,第二个方向是建立知识分子的工作岗位和学术目标,那么,第三个方向则是对于文学批评的事功的可能性探索,它既是我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描述,也是试图改变当下处境。

  中华读书报:“重写文学史”之后,您还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并主持国家社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创新探索》,做了很多颇有影响的学术工作。您也做过很多选本,在当时引起过较大反响。

  陈思和: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与张新颖、郜元宝和李振声三位一起策划编过一套《逼近世纪末小说选》,那是颇有影响的。新世纪以后,又策划编过一套9卷本的《新世纪小说大系》。当初的想法,就是想改变以往的模式。大系里有武侠小说、科幻小说、校园小说……网络上流行的都有。第一是这些作品质量不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差;第二是我认为类型小说需要和主流文学沟通,否则不能体现文学选本的全面性。我编选本,就是希望瓦解当下的文学秩序。今天的时代是大变化的时代,如果对网络小说、类型小说发展这个大潮流视而不见,也会觉得以偏概全。在编完小说大系后,我故意把编入作品的160位作家的名字全部列上去,发现一半是以往文学史上不见的,一方面是王安忆、莫言、余华、方方等传统作家,一方是南派三叔、天下霸唱等等,两个系列名单放在一起,完全是分裂的。我感觉非常兴奋,像1949年开文代会一样,两路人马都汇总在一起了,能看到今天的文学局面与上世纪的新文学完全不同。

  陈思和的专业是现当代文学,他的学术也主要探讨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道路。对文学史的梳理之外,他通过对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余华、严歌苓等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评论,推动作家们的创作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自己的批评是怎样的风格?

  陈思和:我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逐渐养成了一种自己的倾向:批评者与批评对象完全是平等的对话,批评者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者,而是作品的阐释者和解读者,也就是说,批评者首先是在作品里找到了真正的“知音”,通过阐释和解读,表达了批评者对生活的看法。所以我的评论主观性比较强,有时候甚至会出现研究主客体不分的问题,我很难说自己是在做研究,而是自己的学习、研究、探索饱满地交错在一起。理论色彩在我不是很突出,我的评论带有一点感情色彩,有人文的追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觉得一个评论者首先是社会生活中的人,是有感情,有观点,有生命力的人,批评家不能脱离生活环境,他的评论工作只是依托了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对时代的看法、对文学的看法,是用自己的观点来解读生活。所以,我觉得批评家也是直面人生的。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您概括一下自己的治学方法呢?

  陈思和:我个人对学术的认知,从来不是“纯学术”,也不只是如何看待专业的问题。我自己在寻找一种人生道路,这是价值观的问题。一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就是你怎么生活?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你的立场在哪里?对我来说,学术是我安身立命的基本立场,是基本的生活行为。这样的立场,使我活得像一个知识分子。当时老师教我就是这样教的:做资料,读文本,然后就是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传统。第一就是理论观点要从研究当中完成,要学会在生活中发现问题,要学会在研究实践中发现问题。比如研究当代文学,学者就要有前瞻性,你要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对以后的文学产生影响。只有自己发现了问题的价值,才能去全力以赴地解决问题;其次,在我看来,任何学术问题其实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所有提出的问题都要解答你自己的困惑,这是你对人生的态度、对社会的态度的投射,而不是与你无关的,为写论文而设计的问题。我现在非常鼓励学生研究同辈作家,要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因为上代人的问题往往是在一个你所不熟悉的环境下产生的,你不一定能够从中找到你自己的问题。但是同代人的困惑你是理解的,他们的痛苦、他们的追求也可能是你的痛苦你的追求,他们为什么这么写,你是了解的。如果你只关心前辈的问题,你就只能跟着前人的思路走。

  中华读书报:您是这样把学问和人生紧密连在一起?

  陈思和:我们这个专业,我说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专业,只有时间的上限,但是没有时间下限。上限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现在学者们把精力放在上限——晚清民国之交的讨论,他们觉得这个学科离当下太近,没有办法做出具体的判断。很多导师为了显示自己的研究与当代没有关系,有意引导学生去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当下划清界限。我是明确反对学生这么做。

  我认为我们这个学科是没有什么故纸堆的,我们的希望就在当下,了解当下推动当下。研究现当代,就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当代”的概念包括了未来,联系着未来。我们要关心的是,未来的文学会是什么样的?再过五年的文学是什么,再过十年的文学是什么,对这个方向要有预期性,否则出来一个好作家,我们还是后知后觉,不能及时发现和推动进步。

  中华读书报:在您从事文学批评40年的节点,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对您来说有何特殊意义?

  陈思和:我曾对媒体说过,我己经过了需要鼓励的年龄。但是得知自己的论文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时,还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当时我写下一段话,表达我对当下文学最美好的期盼和祝愿,也希望与中华读书报的读者共勉:

  这是一个以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希望先生在天之灵继续注视着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以他的永远不妥协的战斗精神,鼓励我们,激励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思考和语言,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爱憎、梦幻、追求、信念,都写进当代文学作品中,为时代作见证,为读者留心声,为未来当镜鉴。

编辑: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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