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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瑕疵
http://www.syd.com.cn   来源:沈阳日报 2018-07-30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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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宏伟

  韩愈的大名自中唐以来,一直如雷贯耳,即使在今天,凡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也无人不知韩愈。

  在《马说》和《师说》里,韩先生敢于打破陈规,公然宣扬自己“好为人师”;在《进学解》中,韩愈告诉我们他是个为了文化事业“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安贫乐道的知识分子;而当我们读了他的《送穷文》《祭鳄鱼文》后,则又会发现他幽默达观的一面。

  韩愈文章读得越多,我们越会对这位活跃于千年前的文学夫子有惊人的发现,而最终我们得知,他的不足、他的缺憾与他的优秀、他的绚丽一样,也是足令景仰他的后人诧异。

  韩愈一生写有诗文700多篇,其中散文300多篇,体裁有杂著、书启、赠序、碑志等。在唐朝,为离世的人写碑志是很兴盛的事情,韩愈作为当时的文学名人,不可避免地要被卷进这一热潮中去。为死者写碑志,若能实事求是便也无可厚非。写得好了,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同样可以流传千古,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写柳宗元的立身名节及对文学的杰出贡献,也对卖友者作了谴责。

  但韩愈的碑志文章并非篇篇如此。在他所写的70多篇碑志中,有一小部分是为王侯将相、达官贵人而写的,在典雅庄重的文字之下,行的却是言过其实、文过饰非之实。比如韩弘,其人是个跋扈的军人,对部下很残暴,但在韩愈的墓志文章中,却成了一个“其罪杀人,不发声色,问法如何,不自为重”的守法长者。另一位叫王用的人,是唐宪宗的舅舅,本无功业可言,韩愈却在《太原郡公神道碑文》中称其“持以礼法,不挟不矜(不仗势不自大)。”“皆以选进,不专为恩(靠本人才能,不倚仗皇亲国戚身份)。”王用在韩愈的笔下成了完美的君子。

  韩愈在为王用写碑志时,已进入朝廷投身官场,他写这类违心的文字大概是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韩愈的无奈在这篇碑志中有所披露:“公(王用)之姐婿(姐夫)京兆尹李翛谓太子右庶子韩愈曰: ‘子以文常铭贤公卿,今不可以辞。’应曰:‘诺。’”人家是皇亲国戚,得罪不起,在对方软中带硬的请求面前,韩愈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韩愈文中的这段对话,决不可能是闲笔,他是让世人(包括后世之人)知道他的实际状况,以便必要时“说清楚”。

  有人认为,韩愈之所以写了些“谀墓”文字,是因为“高稿酬”的缘故。韩愈确实因为写碑志而收受了不少的酬谢,如王用的后人就送给韩愈一匹马和一条白玉带,但以韩愈的为人,让他仅仅为了这个不惜以牺牲文格、人格为代价,实在不可能。他之所以违心做事,除了前面提到的是出于人情的无奈而外,也许还是出于“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通盘考虑。他心中一直有个“事业窥皋稷”的宏愿。为了顾全那个“大局”,他不得不忍一些小辱。若他活着真的是为了物质上的荣华富贵,就不会有后来冒杀头之罪,给宪宗皇帝写《论佛骨表》了。

  在韩愈那数量不算少的碑志里,真正称得上“谀墓”的文章仅是少数几篇。更多的,都被他以巧妙灵活的笔法,将可能成为“谀墓”的文字变成了摇曳多姿的文学作品。如在《殿中少监马君墓志》中,虽记述的是一生无事可记的纨绔公子,韩愈却从自己与他们祖子孙三代的交谊写开来,“自始至今,(韩愈)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孙三世,于人世何如也!”这已经变成了至情至性的好文章。

  殊为可贵和不易的是,韩愈在他的碑志中,还能针对死者生前的不良言行给予实事求是的讽刺和谴责。在《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中,先写隐士石洪如何高尚,而后笔锋一转,写当某节度使“以币先走庐下”,石洪便因其所“得”,而不做隐士了。韩愈为此进行了委婉的讽刺。在《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中,韩愈对墓主服食丹砂下血而死深表惋惜的同时,也谴责了他们的愚昧和迷信,更像是一篇激烈的檄文。

  韩愈的“谀墓”文字尽管有限,而且“事出有因”,但仍逃不脱历代人们的议论批评,可见白纸黑字的文章需要谨慎为之。为文一定先要做好为人,一个人若没有骨头,下笔就容易有媚气。文如其人,这话不是白说的。

编辑: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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