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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信当代新儒林
http://www.syd.com.cn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8-07-05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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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林忆往》,陈美林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78.00元

  去年12月的一天,笔者又一次登门拜访南京师范大学已退休多年的资深教授、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美林先生,得先生赐赠刚刚印制出厂的新著《学林忆往》(下文省称《学林》)一册。因忙于毕业论文撰写、考博等事,到今年3月底方始展读;及至合上本书,不由感叹:此真传信当代新儒林之力作也!

  《学林》是作者近年来撰写的回忆当代学人文章之合辑,各篇涉及陈老在不同历史时期交往的学人,既有夏瞿禅、陆维钊、沙孟海、任铭善、王驾吾、孙席珍、王西彦等授业恩师,又有唐圭璋、吴组缃、何满子、蒋星煜、何泽翰、钱仲联、吴调公、杨健侯、陈鸣钟等前辈学者或学界好友,可谓极一时之选。由陈老的文字,不仅仅可以觇得跌宕的历史大潮中,那些不为人知的学人往事,更能对学术史的演进脉络有一实实在在的亲切感知。

  回忆掌故类文字,真实性是第一位的。由于亲历者年深日久记忆模糊,或者有所避忌言之不详,甚至曲笔文过饰非、掩盖真相者也并不尠见。《学林》一如陈老撰作的学术专著一般讲究无征不信,竭力避免了上述种种疵病,这突出表现在记述夏承焘先生的几篇文章中。夏承焘先生是陈老在浙大读书时的老师,当时学生数量极少,师生间接触很多,比如陈老就曾和瞿禅先生一起参加过1950年浙大师生参观嘉兴“土改”、1951年赴安徽五河县实际参加“土改”、1952年“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等政治运动,朝夕相处;又在1961年陪瞿禅师游过苏州。事皆亲历,却并未直接以自己的记忆组织成文,而是以夏老《天风阁学词日记》和《天风阁诗集》为经,“以夏证夏”,辅以夏老给作者的书信、墨宝等对夏老记载简略处予以丰富充实,或对其误记处加以补正,从而能够保证所记皆符合历史真实。如《和夏承焘老师在“运动”中》一文,作者在文章起首就开宗明义地表示:

  1950-1953年、1961年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下称《日记》)中,在这两段时间内,我与夏师一起参加的有关活动,夏师都有记叙,并出现了我的名姓。……至于夏师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出版部分至1965年8月为止,晚年与我的联系,不可能再从《日记》得到印证,但夏师给我的十余封信及三帧墨宝,却全是1974年恢复联系后到1986年夏师逝世前所写,亦可参证。本文拟以1950-1953年期间夏师的《日记》为线索,对我与其一同参加的“土改”、“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略作回顾。(《学林》第28-29页,下引本书只标明页码)

  下文第一部分便以夏老自己的记录为开端,逐一详述参观“土改”的行前动员、奔赴嘉兴、县委接待、实地参观等各个环节。夏老在真西乡的生活“另有日记”,可惜“已佚”,作者就以《天风阁诗集》中此期所收的《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偕浙江大学中文系友生参加嘉兴土地改革,居乡见闻,皆平生所未有,作杂咏十二首》组诗补充之。但作者并不迷信夏老此诗,对诗题中的“参加”二字,就以《日记》中1950年12月2日“午后中文系开系会,商下乡参观土改日期”;12月27日“理行装,预备明早赴嘉兴参观土改”二则日记来证明诗题“参加”之误。此正是笔者所云“以夏证夏”,因为“去嘉兴仅仅十余天,是不可能完成一期土改工作的(据此后去皖北五河参加土改的实际情况看,完成一期土改工作大约需要一个半月左右)”,《日记》中记载在嘉兴起讫时间为12月28日到1月10日,“在嘉兴时日不多,不可能参加土改,只能参观土改”(第29页)。“观”“加”一字之误,就涉及到建国初期夏承焘先生思想转变、亲身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确切时地问题,作者并不武断地直截给出结论,而如此细致地分析出来,足见作者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本书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记人记事此详彼略,呈现出“互见”风貌。全书因是不同时间先后写就的单篇文章合辑,难免会有部分文章涉及同一件事、同一些人。令人欣喜的是,作者虽未刻意对发表在不同刊物上的文章进行改动以就所谓“体例统一”“风格统一”之类的要求,但因写作之时就注意到了按照叙述对象的侧重不同来剪裁材料,故一篇篇读下来,不仅没有重复累赘之感,而且能够通过数篇文章详略不同的片段,建构起对某事或某人完整的感性认识。如本书中提及作者26岁奉调苏州重办江苏师院中文系事,都会涉及到钱仲联先生,并有《追忆钱仲联先生》《从一帧照片谈起——钱仲联先生一二往事》的专文。在《记夏承焘老师一次讲学活动的前前后后》中有这样一段话:

  建国初期,1950年2月11日见到钱仲联托人捎来的两首诗,“念其困窘,无从相助”,当得知东北地区来招聘教师时,夏师于2月13日、16日两次写信给钱仲联,劝其“往东北任教”、“来杭考东北中学教师”。钱仲联未来杭州应聘,夏师依然关心他的出处,后“从常熟女生宓莲芬处,知钱仲联解放前在常熟乡间一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近似在常熟文化宫”(1953年3月22日)旋又从友人处得知“仲联在大南中学任教”(1953年11月5日)。1956年8月,夏师赴北京参加高校教学大纲讨论会,会议间隙,还“与柳湜部长说钱仲联事”(8月17日)。两个月后,“得仲联函,已调往扬州江苏省文化干部学院师资培训班任教”(10月15日),后又调至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专事编写函授教材。(48-49页)

  这一段文字读来颇令人疑惑:何以钱仲联先生这样解放前就已知名的学者,解放后至“反右”前这段绝大部分旧教授尚未受到什么政治冲击的时间,就已生活、从业如此艰难?甚至在夏承焘先生找到时任教育副部长柳湜为钱先生说项,其仅“调往扬州江苏省文化干部学院师资培训班任教”——还不清楚是否因夏老的帮忙才得以实现本次工作调动的——仍无较大改观?

  而在《从夏承焘老师的一首诗谈学位和职称》一文中,作者在讲述自己1958年赴苏州重办江苏师院中文系时的职称情况有云:“我所在的院校,有一位先生曾在汪伪中央大学任过职,虽然彼时已定为教授,但建国后只定为不属于‘职称’四个档次的‘教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方始恢复。”(71页)这里不免令人心生疑窦,难道钱仲联先生就是在汪伪中央大学任职的那位教授?直到《追忆钱仲联先生》一文第一部分“苏州相识”,这一谜团方得接橥:

  当年我知道钱先生曾对黄遵宪、韩愈的诗作进行笺注、系年、集释,很有成就,但他的职衔却是未曾定级的教员,虽不知就里,也不便询问。任命后不久,总支书记把我叫了去,说:“你虽是副的,有事可要找你。”我有些不解,他接着说:“你知道钱仲联的历史么?”我说不明白,他也只含糊其辞地说了几句,让人感到是在民族气节方面有些问题。……经他这样“提醒”,我虽凡事要向钱先生汇报、请示,对他的学问也很钦佩,但在日常相处时不免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民族气节问题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相信,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情景都能理解。我们之间这种不亲不疏的状态一直保持到1964年春我离开苏州为止,而钱先生的“教员”则一直做到“文革”后的1979年,恢复教授职称后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192页)

  联系上文引用内容,则钱先生抗战期间曾“落水”投靠汪伪政权,在“伪中央大学”任教授的历史,就很清楚了。钱先生因此事在战后受到处理,失去大学教职,一度生活艰难,夏承焘先生曾设法关照,但因该历史问题涉及大是大非,钱先生的处境一直未有大的改观,直到1979年才恢复教授职衔。

  《追忆》一文第三部分“常熟购书”提到钱仲联先生强调自己的籍贯问题:“我虽然生在常熟,但原籍却不是常熟,是浙江湖州。我的书室名梦苕庵,苕就是指吴兴的苕溪”(195页);在《从一帧照片谈起》中说到范培松先生《我眼中的钱仲联》一文引述钱先生不肯在钱谦益墓前拍照时的话:“不照,如照了,照片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是他的后代或亲属呢,我和他没关系”(212页),十分忌讳与清初“汉奸”、常熟人钱谦益扯上关系,都说明了钱仲联先生对曾经以身事敌的历史的敏感。这种内心隐痛,影响了钱先生学术旨趣的转向。钱先生后期致力于宋代爱国大诗人陆游全集的校注工作,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一空依傍地做出了《剑南诗稿校注》这样体大思精的巨著,还指导钱门弟子从事《渭南文集》的校勘,不能不说与其抗战期间经历的隐衷有着莫大的关联。现在为尊者讳,不仅纸质书籍上罕见对钱先生此期活动的介绍,即便在网络上搜索钱先生的生平事迹,也大多同样略去不谈,如一般民众赖以了解人物的百度百科和互动百科人物词条,就如此处理。理解钱先生的早年人生遭际和心路历程,才能对钱先生后期学术贡献得一深刻清醒的认识。陈老涉及钱先生的回忆文字,是具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的。

编辑: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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