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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上上长江》是一次原生态的写作
http://www.syd.com.cn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8-07-05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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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访谈

  作家刘醒龙当了一回“新闻民工”。2015年,他接到《楚天都市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将长江“走透”。听明白消息时,虽然知道自己将要耗时四十天,刘醒龙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于一个将长江当做母亲河的男人来说,有机会一步一步地从通达东海的吴淞口走到唐古拉山下的沱沱河,不存在什么值不值得,而是所有梦想中,可以触摸,可以拥抱,最应该尽快付诸实施的。”刘醒龙说。报社要求每天写一篇,第二天见报。完全就是即兴的,出发时碰到什么完全不知道,一切是陌生的,也不知道该写什么。

  但是他觉得,边走边写的好处是,无须提前为写什么操心,整个人很放松,直到打开电脑了,也还是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这样的行走,根本不知道前方会遇见什么,看到什么。“提前做的功课基本没有用,那些隐藏在大山大水之中的文章,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预先谋划的心绪弄得毫无用处。”这也考验一个作家的才华。因为很多时候来不及更深的思考,使得《上上长江》比别的作品带有更多的原生态。

  刘醒龙说:“我们这个年纪的写作太容易‘老奸巨滑’,反而粗糙是很珍贵的,粗糙更能展示文字的原生态。”

  中华读书报:《上上长江》是您参与“万里长江人文行走”的结晶,具体是怎样的走法?

  刘醒龙:从吴淞口开始的“万里长江人文行走”分了四个阶段,具体走向是,2016年6月的第一阶段,从三峡顺流往下,直到九江。2016年10月的第二阶段,从安徽池州向下抵达崇明岛。回武汉后,感觉不能漏掉黄梅戏和小孤山,又回头专门跑了一趟。2017年5月的第三阶段自重庆开始,溯流到达金沙江上游万里长江第一湾的石鼓镇。2017年7月的第四阶段沿青海玉树的通天河向上直到长江正源沱沱河。全部行程都很令人满意,唯一的遗憾是,由于季节差错,可可西里荒原表层冻土融化,车和人都不能通行,无法深入到长江最源头的格拉丹东冰川。有机会我还要再补上这一段行程。

  中华读书报:这部书颠覆了我们很多认识,比如您提到藏红花并非来自青藏高原。很多发现,也需要自己的判断。

  刘醒龙:当然。每到一地,我都先读地方志。读地方志的最大好处是,能对当地的人文背景,有个坚定的判断,而不是道听途说。早年的方志客观真实,没有炒作之嫌,编纂者也还讲究风骨,不像现在的互联网,看似方便各类查找,非常便捷,真的涉及史实,不靠谱的甚多。为了吸睛,拼命放大传说和传奇,最终变成了谬说与离奇,当一时的玩笑听听就好,当不得真。比如在醉翁亭遇王黄州。去滁州琅琊山,原本是为欧阳修,去了之后反而被王黄州的名字所吸引。王黄州真名叫王禹偁,公元899年被贬到黄州,公元996年第二次遭贬到滁州,不久又第三次遭贬到黄州,为自己建造的两间竹楼写下名篇《黄州竹楼记》。他去世后六年欧阳修才出生。博览群书的欧阳修一定读过《黄州竹楼记》,同样是第二次遭贬来到滁州,王禹偁的秉性文章足以令欧阳修感时恨别,心生《醉翁亭记》原旨。我之前从未想过此中关联,身临其境了,就不能不多一个心眼。有此比对,倒也能在不经意间,看透历史与文学的某种不可告人之奥秘。

  中华读书报:我想读者应该对这些“奥秘”怀有极大的兴趣,但您却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追究。看透的奥秘是什么,是要留给读者思考吗?书中提到晚年陈独秀旧居时也一笔带过:“这样的小院和斯人风范,值得每个沿长江而来者久久伫望”。什么样的风范,什么样的小院,好像没有太多笔墨展开。

  刘醒龙:说透了没意义。《醉翁亭记》因为有一两个句子,加上苏东坡亲笔书录,使得世上有了文章与书法相得益彰的范例,再加上有一处典雅美绝的醉翁亭,名气巨大。王禹偁《黄州竹楼记》通篇字字珠玑,句句华彩,只是少了任谁都能信口道来的句子,加上所建竹楼毁于尘世,只能藏在典籍里。王禹偁也曾希望“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可惜就连被贬到黄州当团练副史的苏东坡也只顾筑自己的雪堂,而未顾及王禹偁的“黄州竹楼”,致使“斯楼”早早朽去。

  中华读书报:这样一种寻找生命之源的写作,在您的写作经历中有何独特意义?为什么称之为“上上长江”?

  刘醒龙:这是最无可替代的作品,也不可能有第二部这样的作品。中国没有像长江这么复杂这么博大的河流,每一程都不一样。

  之所以称之为“上上长江”,是指长江作为母亲河的独特地位。我是怀着崇拜的心理,像朝拜一样走完全程。地理中说,长江三级分岔,四口入海。长江一旦入海,反而会令我们心生不舍。看一眼与长江日夜同在的渔翁,再看一眼从遥远北方飞天而来的黑天鹅,这样的长江,比真的海洋还美丽。作为一条超级大河,只有出了三峡,经过洞庭湖和鄱阳湖,绕过芜湖、镇江和扬州,才将大海作为最终目标,这样的长江才是伟大而亲切的母亲河。

  中华读书报:在行走过程中,是否有很多的惊喜?能谈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刘醒龙:比如知道杜甫墓在汨罗江上游的平江就是个天大的意外。去汨罗江,本是奔着屈原去的。端午节在汨罗江下游祭完屈原,忽然听说,杜甫就安葬在一山之隔的平江。我特地问家在平江的朋友,人家都没有听说过,我哪敢轻易相信。虽然难以置信,但也不想错过。当我在杜甫墓前稍一伫立,墓前三尺见方的一池洗笔泉水,那种专属于原野的清静,清贫里蕴藏的高贵,联想到杜甫的为人为文,忍不住感叹,这地方只能安葬杜甫。

  文学有一种神圣的魔力,让人感同身受,将心比心。文学讲情怀,不是看指标,是否榜上有名。

  我们离开通天河的时候还遇到过一匹狼。一开始我们以为是狗,后来才反应过来是大灰狼。当地的导游确认了是狼,藏区牧民特别相信,遇见狼是一件很吉祥的事。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狼,而且是在可可西里最边缘,在长江源头的咫尺处。那匹狼用当地藏家人最喜欢的方式,从我们的右前方走向我们的左前方。

  中华读书报:如何结合自己的人文素养和知识储备写得不落俗套,应该也有一定的难度。

  刘醒龙:我举一个例子。“汉冶萍”旧址上一座水塔,人们说是日本人修建的,从八十年前一直使用到不久前,因为换上国产的阀门才不能再用了。这话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走近水塔,站在两只国产阀门前。因为在阀门厂当了十年车工,因为当车工时所加工的阀门正是这种普通的单闸板与双闸板样式的,两只阀门是两百毫米口径的,这也是当年自己工厂的当家产品。这就和我的知识储备碰撞了。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个世界没有使用八十年而不磨损变坏的阀门,也不可能有八十年中不曾拆换的阀门。要么不用,要么使用。就像汽车轮胎,不使用的阀门也会氧化与变形,只要使用,作为密封的两个金属面就会磨损,一旦磨损了就会漏水漏气,就得及时更换。

  人们说修建这水塔的红砖也是从日本运过来的,这里的红砖建不了这水塔,红砖从日本运过来,显然不合常理,还有人说日本人建的输送冶炼原料的栈桥用炸药也炸不垮等等。这些说法的流行,比资源掠夺更可怕。对人来说,可怕的不是财富被掠夺,而是文化意志的屈从,这才是莫大的耻辱。文化的奴役表现在文化的自卑。

  中华读书报:您说自己欣赏阿塔菲耶夫的《鱼王》那样的行走——那是怎样的一种行走吗?

  刘醒龙:阿塔菲耶夫在莫斯科生活,他的《鱼王》是对故乡的点点滴滴,对乡村的体验。现在乡村的写作,天然的抒怀也好,就事写事也好,故乡也好田野也好,需要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去书写,才更有意义。

  中华读书报:这样的写作,可以说是信马由缰吗?

  刘醒龙:不敢放纵,虽然有放纵之心,没有放纵之情。每到下笔,非常谨慎。遣词造句不可以太任性太随意,否则大不恭敬。随着慢慢进入藏区,慢慢走进自然生态,你的发现和旧有经验完全不同。越走越觉得亲切,越走越觉得不舍。行走长江的最后阶段,在曾经令人谈虎色变的可可西里,随行的一位记者忽然对我说,你可能是文学史上第一位将长江从头走到尾的作家。我回头一想,可能事实就是如此。此行最令我无法忘怀的是万里长江两岸巨大的变化。比如在可可西里,我在《上上长江》后记中说,到最后竟然感觉到,自己所行走的长江,变成了小时候光屁股在水里捉小鱼小虾的那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小河。

  中华读书报:在《黄岗秘卷》中您写了一句话:为故乡立品质。

  刘醒龙:我的写作一直尊重内心。我渴望写什么,心甘情愿写什么,不硬写。我一直觉得,养育我们的故乡是非常之伟大的,只是我们对它的品质,或者视而不见,或根本看不见。年轻时我对故乡有种种偏见、激愤,现在越走越发现,故乡太了不起了。爷爷说,这么多年,黄岗没出过奸臣。这只是一位乡下老人很普通的话,有什么意义,但恰恰是故乡的一种品质。这个品质,也是老人的品质。这个品质是怎么立起来的,也是我在写作中寻求答案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黄岗秘卷》用了“我们的父亲”这种特别的人称。通过梳理和写作,您觉得对父辈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刘醒龙:自写小说以来,我一直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观看,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写,越是发现父亲他们这一代,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面对的一百年里,其心其意,其行其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和高尚。用“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90年代的“写实”,在又一个一百年的背景下,为“父亲”树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理应成为与“父亲”最亲近的“我们”的天职。

  《上上长江》,刘醒龙著,作家出版社出版,58.00元

编辑: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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