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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翻脸”
http://www.syd.com.cn   来源:沈阳日报 2018-06-14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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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学者董衡巽,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导师是朱光潜,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美国文学。那时年轻人初进社科院,都有资深专家进行指导,董衡巽成了杨绛的学生。

  下放期间,董衡巽认真研读了杨绛的翻译作品,读的时候感到一种语言文体美。译文像行云、像流水,从容舒缓,有时夹杂一些上海话,虽是方言,却与自然流畅的译文浑然一体。

  经历了下乡锻炼后,杨绛和董衡巽等人又回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上班。杨绛依旧循循善诱地指导他的翻译工作。董衡巽以为自己的翻译水平差不多了,就很快译了一篇文章向老师求教。

  杨绛很快就把译文看完了,立即找董衡巽谈话。一见面,她就翻脸了:“你到底是不是朱光潜先生的高才生?”

  董衡巽应允着,有点摸不着北。拿过译稿一看,脸刷地红了起来。只见译稿上面打了十几个问号。他懵了:自己译得非常用心,怎么还会有这么多错?杨绛接着问:“你是怎么翻译的?”

  “我头一遍对着原文边查字典边译,译得很慢,第二遍润色中文,速度就快了,最后誊清,誊的时候再改中文。”他答道。

  “你这个方法不对,你译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应该更加严格地对照原文,看译文是不是符合原文,有没有走样。”

  回家以后,董衡巽仔细地琢磨杨绛打问号的字句,发现错误主要有两点。一是原文把握不精准,摸不透含蓄词语的真意;二是态度问题:自己心里偏爱某个词,不管同原文是否贴切,便擅自用了。还有对原文细微之处,进行简化处理,企图马虎过去。

  认真考虑后,董衡巽非常感激杨绛的这次“翻脸”。“杨先生谈话给我上了一堂端正态度的启蒙课。我头一次感到翻译是一件难事,首先难在态度。即使属于水平方面的问题,如果竭尽全力反复琢磨,也会减少错误。对于同一个译者来说,认真和不认真的翻译,效果的差别是惊人的”。”

  继而,董衡巽想到了老师的一件往事。有人问朱光潜:“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光潜说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方面:散文或者小说翻译、诗歌翻译、理论翻译。这人又追问:“那么散文翻译谁最好?”朱光潜想也没想就回答:“杨绛最好。”

编辑: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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