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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写在董文先生书法艺术研讨会之后
http://www.syd.com.cn   来源:沈阳日报 2018-05-24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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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初,中国书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沈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辽宁“九畹”之一的董文先生出版了两部艺术专著,一部是自作诗书《墨海诗性》,另一部是《董文诗扇面书法集》。有关方面在沈阳龙之梦酒店召开了董文书法艺术研讨会。承蒙董先生抬爱,邀我出席研讨会,并指定我在会上发了言。带着对董先生的崇敬,回来后我一直在反复思索此次艺术研讨会给予我们的启示。

  古人说:“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文艺。”这句名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底蕴的透彻概括。作为传统艺术,器与识是造就文艺至高境界的阶梯,书法亦如此,它不只是技术上的书写,而是通过书写,表达书法家形而上的精神与人格。所以,器量有多大,学识有多高,便决定了一个书家的艺术之品格。我觉得,董先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为我们树起了标杆。

  多年来,我作为辽宁书法的组织者之一,与省内外许多书法理论工作者们一直在研究辽宁“九畹”现象,这九个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全国书法处于复兴的萌动时间节点上脱颖而出,董先生作为九人之一,当然也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自发的艺术群体,他们身上有一种特质有别于他们的前辈和后人。首先,他们是生活在有识之家的熏陶或有识之师的培育中,这使他们更加热衷于传统。董文先生少年时代,在母亲的严格训导下,经口授心传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诗词与书法启蒙教育。那时的生活可以用“一二三四”来概括,即:一支毛笔,两个小时,三部书(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芥子园画谱),四家帖(欧、颜、柳、赵)。随着岁月的流逝,董先生由母亲最初的引领训导,渐渐由被动的接受变得主动接受,兴趣勃发,从机械的背诵变为内心的喜爱以致痴迷,在大院邻居和同学中早就得到个“小诗迷”的雅号。对董先生的诗用心研究一番,发现董先生的诗既古雅又大气,既叙事传情又读来上口。我对此敬佩有加。董先生的诗有家学的童子功,亦有其后天的热爱与苦功夫。当代著名女诗人、书法家林岫先生讲过:“诗与书法一样需要启蒙,需要童子功。”少年时代的兴趣是后来成功的最主要基础。作诗之人仅有诗艺还不够,大量的功夫在诗外,宋代陆游诗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诗如此,书法亦如此,功夫都在其外,由外而转化为内,功夫便勃然了。

  读董先生的书法,那诗当然就是其书的字外功。研究董先生这样一位书法名家,去分析其点画、章法以至于取法显然是小角度。他几十年的磨砺早已完成了技法的训练。今天看董先生的作品,他是用其书法在表达自己的情致,表达自己的心性。至于那点画、那书法的技巧已不再是他注意的问题,他的书写是在记录其诗、词、文,写的是自己的心性,而非取悦于人。而正是这样的创作状态才产生了历代的经典,倘若没有陆机随意一挥的《平复帖》,就没有启功先生后来激赏的“十年遍校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

  董先生的字外功当然了得,不仅能诗会画,尚有多年学问之功,每每行文多有理有据,既有无证不信、孤证不立之大学教授的学者风范,又有艺术家的潇洒自然,既有七步成诗之天资,又有奏琴成曲之才情。除此之外,他还曾在民主党派担任要职,多年在省政协任常委参政议政。我以孔子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点题,正是对其综合修为的一个提要,器量见识是艺术家成功的最直接条件,有则力量强大,无则行之乏力。

  联系当下的文艺界,我们往往缺乏的是艺外功、书外功。其实,这正是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提到的艺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核心问题。有些人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理解上有很大偏差,认为深入生活就是到基层去走一走。其实生活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书。生活会增加人的阅历,深刻领会生活之实质,会增加人的修养,增加人的器量和见识,就像朱熹的诗句那样:“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个艺术家只有器量不断增大,才能融汇大千世界的涓涓活水;学识渐次广博,才能融化世间各类滋养。我认为,这正是董先生给我们的启迪之一。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60页)这当然是伟人对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一种描画,同时,这也是伟人对艺术规律的一种瞻望,这对于各艺术门类,包括书法在内是一种启发。几千年的文艺史、书法史已经用无数的事实证明,任何一种艺术都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发展,一定是作为一种人的若干行为活动中的一项才是健康的。古来名世的书法家有哪一位是专职做书法的呢?书圣王羲之也是在右将军、会稽内史的职务之外,才有书法之名望。颜真卿、苏轼,亦都是担当大任者,艺术的专业化并非是艺术功成的唯一道路。艺术家离开了生活、离开了社会实践,他的创作难免会走向单调,甚至会走向枯竭。书法艺术亦需要器识,辽宁的老一辈书法家沈延毅、杨仁凯、霍安荣、冯月庵、任叔衡,辽宁九畹的九位老师,大部分都是非书法专业,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很不一般的生活的阅历。但他们几乎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阅历充实了他们的器量,增厚了他们的见识,使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便是我们当从老一辈书法家和董先生及其同代人经历中所当领会的启迪之二。

  当下有一句流行语,叫:“有多大器量作多大事”,这句话从现实层面印证了古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深刻道理。我上次在北京见到了从我们辽宁走出去的全国著名书法家和书法理论评论家王登科先生。我们不约而同地谈起辽宁书法的学术问题,其中包括“九畹”书法的艺术水平、出现的时间节点、个性化的引领,以及对辽宁乃至全国书法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意义。我们一致感到,系统地总结地域书法家群体不是对哪个人的宣传,也不是简单化的推介,而是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书法复兴时代出现的艺术现象的“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研究:这种现象首先起到了一种旗帜性作用,这个群体出现引导了辽宁书法的发展方向;此后,这九位先生在几十年的书法实践中,履行着他们作为艺术家的旗帜作用,实现了他们各自的社会价值。从董先生给我们的启迪中,沿着从“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大视角发散开去,我们会看清作为书法家的艺术发展与人生轨迹。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编辑: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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