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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湘:时代呼唤高雅文学的崛起
http://www.syd.com.cn   来源:中国作家网 2018-05-17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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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湘:发表第一首诗歌不太记得了,好像是在河池《金城》杂志,也可能是在宜州《宜苑》杂志,是组诗。银建军老师还帮我写了一篇评论。我记得第一笔稿费是8元,相当于当时半个月工资。我得了稿费,凡一平也得了稿费,是30元,比我们多。他的那首《一个小学教师之死》发表在《诗刊》上,是我们学校发表诗歌层级最高的。我们就买菜买酒到李果河老师家庆贺,当时很开心。那应该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了。

  陆节婷:“我一直怀着愧疚/以为是我忘记了它/其实是它,早已把我遗忘。”这是您的《老站房》里的诗句,很真切,令人感动。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写了你的故乡就写了世界”,请问您的故乡给了您多少创作食粮?

  田湘:我出生在侧岭火车站,那里地处当时的河池与南丹两县交界。铁路生活给了我无限的创作灵感。我写了很多铁路题材的诗歌,这些诗是我较好的一部分。因铁路改线,侧岭火车站已不存在。三年前,我回家乡,写了一首诗歌《老站房》和一篇散文《寻找消失的火车站》。八十年代写了一首《车过小站》,那是写我父亲的,现在读来依然感动。我还写了一些高铁题材的诗歌,广州到南宁的高铁杂志上就有。《爱在旅途》这首歌是根据我的诗歌改编的,全国卡拉OK曲库里都有,火车上也经常播放。

  陆节婷:《爱在旅途》我在火车上听过,好像是在成都返回南宁的火车上。当时听到您的名字心想这个人我认识,当时就好激动。您在访谈录《遇见你,再也放不下》中说到“1980考入河池师专数学科被传染成‘诗歌患者’,写了一些诗并发表,后来降级转到中文科”。您是怎样被传染成“诗歌患者”的?

  田湘: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时代,更是诗歌的时代。几乎所有人都爱好文学,都读诗和小说。当年的明星不是歌唱家、演员,诗人和小说家的名气要比他们大,北岛、顾城、舒婷去到哪里,哪里就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小说家也很受追捧。80年代末期,歌星、影星、笑星慢慢走红,媚俗文化兴起,高雅文学逐渐受冷落。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耻辱。文学是所有文化之母,没有文学的基础很多东西就不成样子。如果媚俗文化占领国家就是这个国家的悲哀。80年代是文学的年代,所有的人都会去读文学作品,都会受到文学的熏陶,都会在这个氛围里自觉不自觉地去创作。我那时学的虽然是数学,但也写了一些诗发表,中文科的领导就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转到中文科,我说当然愿意啊。我算是一个幸运者吧,是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使我跟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陆节婷:今天我在学校食堂遇见一个女生,她说她连降两级转到中文系来和2017级的新生一起学习,当时我就想起了您。看来在文学面前真的需要勇气,但愿她将来有好的发展。

  田湘:你无妨叫她来聊聊啊。

  陆节婷:在河池师专读书期间,您和凡一平老师一起创办了“新笛文学社”,为什么取名“新笛”?和我们说说那一段珍贵的与诗歌有关的青春往事吧。

  田湘:新笛文学社严格意义说是我和凡一平一起创办的,当时他在《诗刊》发表了《一个小学教师之死》,我也发表了一些诗歌,在师专已小有名气。在活动方面,我比他活跃些,我找他商量创办文学社,他很乐意。诗社取什么名,我们商量了许久,从学校走到以前的玻钢厂,走了两三个来回。后来想到一句诗“羌笛何须怨杨柳”,觉得以古诗为背景,取“羌笛”的笛有古韵的传承,将之聚焦到这个新的时代,于是“新笛文学社”就这样诞生了。我当时任社长,凡一平任副社长,后来东西也任副社长。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文学社诞生了广西最优秀的作家。东西现在是广西作协主席,也是中国最著名作家之一,前不久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驻校,他还多次应邀到国外进行文化交流,已经走向世界了。凡一平是广西作协副主席,在中国的小说界和影视界都小有名气,他现在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我本人也兼任广西作协、中国铁路作协副主席和全国公安文联诗歌分会副主席。我们都是从这个文学社走出来,我们都怀着对母校的感恩之心。这段历史永远值得珍藏。可惜“新笛文学社”不存在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陆节婷:从东西、凡一平和您,到何述强、黄土路、杨合、剑书、寒云等,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走出一批高水平作家,您对此和今后的发展怎么看?

  田湘:河池师专,我还是习惯叫河池师专不习惯叫河池学院,我的简历还填河池师专。没有母校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当时母校营造一个很好的文学氛围,学校当时不叫“系”叫“科”,他们很注重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启蒙和帮助我们搞创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刘启真、韦启良、李果河、银建军、吴景岚等几位老师。当时刘启真老师是中文科主任,教外国文学,很有才华,是他帮我从数学科转到中文科。我刚转科,他就得癌症去世了,非常遗憾。韦启良老师接任刘老,担任中文科主任,后来担任校长,他是公认最有才华的老师,讲座非常精彩,可惜也得癌症去世了。李果河老师为人热情,常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但菜大都是我们自己买(笑)。银建军老师教文学概论,我的第一组诗就是他写的评论。他后来当了校长,对文学一直很重视。吴景岚老师就像学生的母亲,非常和蔼可亲。当时的河池师专聚集了一批顶尖老师,正因有一批对文学倾情投入、非常有才华的老师,才培养了我们的文学情怀和素养,才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母校对我们帮助很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至于今后的发展,我不敢说,取决于多种因素,既要有领导重视,又要有水平较高的老师,更要有一批执著的学生。好在学校文学社一直很活跃,虽然名字改了,以前叫“新笛”现在叫“南楼丹霞”、“堆云”等。名字改了不重要,文学社存在就会有一批文学爱好者,如果路子对了就有发展的可能。关键要坚守,没有坚守可能就会彻底与文学告别。当然,文学创作能够走出来的人,必须具备很多素质,包括知识储备和创作实践,要大量阅读中外名著,大量进行写作。只要坚守,只要路子对了,一定后继有人。

  在这里,我也顺便谈谈我的创作体会。我认为,文学是对人类生命的哲学思考。不仅是思考,还要加入哲学,有辩证有深度的东西。生与死、爱与恨,苦难与欢乐、战争与和平,文学永远离不开这些元素,选择什么元素为题材创作,熟悉什么或对什么悟得更透就写什么,这样才有份量。小说要塑造人物,其实诗歌也不能忽略。诗歌与小说不一样,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完整的人物。但是,诗歌也要有叙事性,把一个人的瞬间或一种情感的瞬间用诗歌的语言叙说出来。所以诗歌也好小说也好都离不开人物和情感,像我写《雪人》,短短的十句话就把一个人对人生的感悟写出来了。这首诗影响蛮大,各地诗歌朗诵会都喜欢朗读这首诗。前几天,广东朗诵家协会为我搞了个朗诵专场,是线上线下,线下是现场朗诵,线上是通过网络发布,还有老师点评。他们不仅朗诵《雪人》,还朗诵《残花》《行走的树》《沉香》等,评价都不错。

  陆节婷:20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把诗歌推到社会边缘,在那个“非诗的时代”,您和许多诗人选择与诗歌分手。2004年您回归诗坛,我觉得您很勇敢,是什么际遇让您重返诗坛?当您重新开始写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顾虑呢?

  田湘:我80年代毕业以后,分到一个跟文学没有关系的单位,在这个单位写诗就是不务正业吧,不务正业领导就不喜欢。因去参加采风去写诗,领导不高兴,就把我踹到基层去了。我当时想,如果能成为伟大的作家我也不怕,但我没有信心让自己成为像李白杜甫这样优秀的诗人,既然成不了伟大的作家,又何苦去挣扎呢,还是好好工作吧。于是我就努力为单位写点宣传文章,在各种报刊发表出来,得到领导认可,这样我又从基层调到机关,不久还当上领导。这个代价当然很大,至少因此十五年我跟诗歌绝了缘。当然,那个年代虽然不写诗,但我还在读。为什么2004年回归时,一下子就入门了?就是因为我的情怀还在,一直在阅读诗歌。2004年,东西、凡一平已经是文坛巨匠了,那时东西已获得鲁迅文学奖,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凡一平的作品也拍成电影,《寻枪》已在全国热播。他们经常嘲笑我这个当年的社长。有一次,东西刺激我,说我经常背诵徐志摩的诗,让我背背自己的诗,我一首都背不了。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要写一些自己能背下的诗。我努力这么做,确实有了收获,到2014年我已出版四部诗集,还有幸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这两年,我又出版两部诗集,已经有六部了,收获是很大的。

  重新开始写诗,我是有点顾虑的,因为我已在领导岗位上,东西经常提醒我,让我不要给单位知道,怕影响我。有一年我出了诗集,广西文联领导拨款为我开研讨会,我也答应了,后来考虑再三,还是取消了。当然形势已发生变化,现在提倡文化自信,搞文学创作再也不用藏着掖着、担惊受怕了。

  陆节婷: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对您影响非常大,朋友在您的写作生涯中也相当重要,如东西、凡一平老师一直激励着您,您觉得环境与朋友哪个对您影响更大?

  田湘:两者都重要。为什么广西民大和河池师专出作家多?说明环境很重要。如果没有河池师专这个氛围,就没有那么多文学爱好者,就不可能成就东西和凡一平。环境会影响一批有文学情怀的人坚定走上文学道路。也正因有东西、凡一平,让我重新回归文学。

  陆节婷:著名诗人、评论家李犁说“田湘的诗歌是有电的,这是说他的激情如闪电和雷霆,让他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敏锐地发现诗,并迸溅出电花”;著名作家东西说“他不是‘悬空派’,而是站在地上特别真实甚至有点天真的诗人”;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说“他写出了生命的热烈与凉意”。您对这样的评价有何看法?

  田湘:我觉得他们的评价都太高了,我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我同意李犁“诗歌是有电的”说法,如果别人读你的诗没有触电的感觉,这首诗就不成功。就像谈恋爱,没有感觉怎么谈。所以一定要有触电的感觉,它一定能够触碰你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这是写诗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