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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盛31岁死在刑讯室里
http://www.syd.com.cn   来源:沈阳日报 2018-02-1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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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奉天警察署

  ●人物:时任奉天兵工厂地下党支部书记梁永盛

  不要哭,把孩子抚养大,告诉孩子,记住这个仇恨;

  告诉同志们,加紧工作,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梁永盛狱中对妻子的叮嘱。

  新闻伴读

  中共满洲省委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发动和领导武装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开展了全国第一阶段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党组织是14年东北抗战的坚强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

  据伪《盛京时报》1933年10月3日披露,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年中,关东军战死将校99名、准士官以下1750名;负伤将校243名、准士官以下4819名,总计死伤6911名。另据日本陆军省1936年3月18日公布的数字:从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底,关东军战殁者4200人,伤病者171300人,加上关东军参谋部统计的1936年到1937年9月的伤亡数字,九一八事变后的6年中,关东军在东北战死、伤病者共达178200人。这个数字相当于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日本关东军总数的8倍。东北军民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更牵制了大批日军,从而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进程。

  ——摘自刘贵田《论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1932年8月28日、29日和9月1日,东北抗日义勇军沈阳地区及周边各部攻打沈阳城。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创办的《救国旬刊》记载:“(1932年8月)28日午后11时15分,义军首袭兵工厂南方,与满洲国公安队、靖安游击队接触。”又有伪奉天警备司令部档案记载:“昨(28日)夜十一时三十分,东方兵工厂一带发现枪声。”“十二时由兵工厂方向窜来匪人约百余名,向七署开始射击……”

  在义勇军攻打沈阳城期间,当时被日伪当局控制的奉天兵工厂是重点攻打对象,甚至说是首选对象都不为过。所以,一些史料对义勇军攻打沈阳城有这样的解读:“义勇军再次攻进沈阳城,因为打沈阳城是假,袭击兵工厂是真,故义勇军进城后很快撤离。而兵工厂因为是军事要地,日本兵守卫森严,所以没有实现爆破兵工厂,夺取兵械弹药的目的。”此解也是有的放矢,并非空穴来风。对于侵华日军来说,这个兵工厂是其最大的武力保障。自然,兵工厂成为义勇军攻击的重点。

  实际上,奉天兵工厂也是潜伏者们工作和破坏的重点。

  梁永盛就是奉天兵工厂里的潜伏者代表。他的经历在《五三工厂志》(编者注:五三工厂的前身是奉天兵工厂)和一些学者文章中均有记载。关于梁永盛,有些资料将其姓名写成“梁永胜”。而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整理编辑的史料多用“梁永盛”一名,故我们在本文也统一用“梁永盛”。

  夺枪行动

  1901年,梁永盛出生于辽宁省营口魏家屯一个农民家里。

  上世纪20年代初,梁永盛来到奉天(今沈阳),在奉天兵工厂(时称东三省兵工厂)当铆工。奉天兵工厂拥有工人37000多人,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奉天兵工厂的组织发展与工人斗争。1929年末,中共满洲省委派杨一辰在奉天兵工厂附近开办“静远学馆”,梁永盛和他10岁的儿子梁贵玺参加了学习。1930年8月,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兵工厂党支部核心骨干和杨一辰的得力助手。

  九一八事变后,梁永盛发展了吴国发、孙熙凤、郭庆生、乔兰亭、马同业、杨书田、张明入党,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兵工厂地下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按《五三工厂志》记载,1932年,后来赫赫有名的抗联将领李兆麟(时任奉天团特委青年干事)也曾到兵工厂发展党团员,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在兵工厂厂南的庞家伙房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活动点。而李的胞妹李兆宾后来也曾化名张筱兰,在兵工厂从事地下工作。当然,李兆麟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的实际领导者。1932年3月间,各武装首领在三家子村(今辽阳市灯塔市柳河子乡)陈楚英院内召开联席会,李兆麟主持会议并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司令为苏景阳(辽阳二区区长),他虽答应抗日,但又怕受牵连,始终没出面。李兆麟在抗日的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应该说,1932年,先有梁永盛、后有李兆麟,在他们直接领导下,一个反满抗日中心点在奉天兵工厂形成,城外的抗日义勇军与城内的兵工厂工人形成了很好的呼应。梁永盛向上级党组织建议从兵工厂弄些枪支支援抗日义勇军。1932年3月的一个夜晚,梁永盛披着条破麻袋,腋下夹着铁锤,来到小东门附近,发现一个日本兵,便从背后摸过去,抡起铁锤,对准其脑袋砸下去。日本兵倒地,他夺得短枪一支。

  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想法:“准备把兵工厂的大批枪支弹药装上十辆汽车,连人带枪运到抚顺和长白山,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当时抗日义勇军最缺的就是枪支弹药,该想法若能实现,无疑将大大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为了实现抢夺兵器库的计划,他用了两个月时间精心安排和准备,把兵器库的管理员发展成自己人,从工人当中训练了30多名夺枪的骨干力量,秘密商定了夺枪方案。遗憾的是,这一行动最终夭折。后来,当过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何湘谈此事时说:“1932年4月22日,我曾与兵工厂几名工人谈话询问过此次抢枪斗争的准备情况。工人们说,当时有300多人急切要求夺取武器,武装起来抗日。兵工厂的工人知道枪支弹药的详细书目,放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夺取。如果当时党组织敢于去领导,抢枪斗争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奉天特委负责人,当时没有大胆去领导这次夺取武器的斗争,结果把机会错过了。”夭折的原因,便是行动计划未获得上级党组织的批准。

  梁永盛的计划,也不能说一点都没实现。后来,当时的地下党组织了30多名技术好的工人直接参加了义勇军,帮队伍修理枪械;还派党员韩日升、郝希英、刘广臣远赴江西兴国官田兵工厂,参加了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的建设。

  抢粮事件当时,浓浓的反满抗日情绪使兵工厂形成了一股抵抗的暗流。这与日本人的残暴压制有一定关系。像学徒工王佩武,只因操作失误伤了日本监工便被扔进“狼狗圈”喂狗,由于狼狗吃饱了,才保住性命。王佩武是幸运的,但多数被扔进“狼狗圈”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而且,工厂里像掉手指、伤胳膊、砸断腿这样的事故,更是时常发生。如此高压气氛和恶劣环境,完全是日本人积攒仇恨与引发反抗的节奏。工人们破坏、怠工行动常常有,在一段时间内兵工厂所属枪弹厂的总废品率高达40%,便是由工人暗中反抗所致。在兵工厂,中共党团员从事地下工作有着很深的群众基础。

  抢粮事件,就在兵工厂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上千名工人到兵工厂粮栈抢粮,给日本人一个下马威。第二次是在1932年4月的一天,梁永盛组织领导了这次抢粮斗争。

  1932年这次抢粮,规模很大,有上万名工人参与。当时,日军为扩大侵略到处搜刮劫掠粮食。由于奉天兵工厂粮栈被封,上万名失业工人既无处领粮,也无钱买粮,生活无法维持。而这个粮栈是利用工人年终的“花红钱”办起来的。根据上级指示,梁永盛等秘密串联,在某日上午9点召集成干上万名工人涌至粮栈。原本想派5名工人代表跟日本人谈判,但还没等谈判开始,工人们便一拥而上,砸开粮仓。人群越聚越多,甚至连过路的行人也纷纷加入到抢粮的大军中来。日军调来大批军警,但面对如此规模的抢粮人群也不敢开枪,束手无策。抢粮行动持续至晚上6点,整个粮栈30多个粮仓被一抢而光。

  抢粮事件震动整个沈阳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久后,奉天火柴厂的工人也组织起来,砸了本厂粮仓,抢光了粮食,还有上千名工人闯入南满站,把日本从大连运来的军粮给抢了。这些行动给予侵华日军以重重一击。

  狱中就义

  说起沈阳庙会,在早年间规模最大、最热闹的要数天齐庙会。

  天齐庙(又叫东岳庙)如今已经没有了,原址在大东区小东路。资料记载,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初一,是天齐庙会,沈阳城内男女老少纷纷云集于此,附近农民也在天刚亮时便从四面八方赶来。那绝对算是当年的大场面,甚至一些来还愿的人,从小东门起就一步一磕头,磕到天齐庙,虔诚至极。

  1932年的天齐庙会,跟梁永盛关系很大。在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奉天特委印制了《告奉天工农劳苦群众书》等传单,要各基层党支部散发。梁永盛便决定利用好天齐庙会这个大场面,通知10多名党员及兵工厂工人来“逛庙会”。5月3日(农历三月二十八),他带着大儿子梁贵玺去“逛庙会”。在小东门稻香村,他让儿子买两盒点心,将传单放进点心盒里。他让儿子拿了一盒点心走前面,告诉儿子有人搜查就摸鼻子。他们顺利到达了预定的地点。梁永盛将传单分发给参加行动者并给每人一小包白灰,要他们在被人发现时撒白灰来眯对方的眼。于是,大家分头行动起来。一张张传单在人们手里传阅。这引起了日伪警特的注意。梁永盛刚发传单便被“便衣”逮捕了,押至大东关的伪警察二分局。同样在庙会散发传单的魏国荣、乔兰亭、马同业见梁永盛被捕,赶紧到梁家报信,可警特已包围了梁家。魏、乔、马和梁永盛的妻子、大儿子梁贵玺以及才两岁的小儿子,均被捕。

  在日伪监狱里,梁永盛一次次地承受着敌人的皮鞭、铁链……种种酷刑。

  “你的同伙是谁?”

  “全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是我的同伙!”

  不管敌人如何拷问,梁永盛的回答只有这样一句。据由梁永盛发展的党员吴国发后来回忆:“梁永盛被捕后,我到狱中去看他两次。第一次见到他,面容憔悴,脸色蜡黄,得知敌人对梁永盛采用灌辣椒水、灌火油(煤油)等酷刑。我第二次去看他,得知敌人对他用了更加残酷的刑罚——用刀刮肋条。梁永盛身上的肉都翻出来了,两肋上下,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忍不住痛哭失声。梁永盛两手用力把住铁栏杆,支撑着身体,对我说:‘四哥,你放心吧,打死我、刮死我,也不出卖你们。’”

  在今天,我们已没法想象他所面对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只是知道他在家与国之间做了一个最艰难的选择。辽宁社会科学院穆忠德,在一篇写梁永盛的文章中还提到一件事:梁永盛未满两岁的小儿子入狱不久,由于妈妈上火没有奶水,加之狱中阴暗潮湿,不幸死在狱中。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日伪警特封官许愿,企图软化他,把梁永盛妻子和儿子放出去,还允许梁永盛的妻子探监。梁永盛对妻子说:“不要哭,把孩子抚养大,告诉孩子,记住这个仇恨;告诉同志们,加紧工作,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梁永盛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敌人杀害,便对同牢房的魏国荣、乔兰亭、马同业说:“你们要注意掩护自己,咱们不能都死在这里。我宁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也不讲出任何人,从我嘴里敌人什么也别想得到。你们出去后,要好好地为党工作,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我死了也含笑九泉了。”

  梁永盛的坚持是有价值的,魏国荣、马同业、乔兰亭后来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

  1932年7月的一天,梁永盛牺牲在奉天警察署刑讯室,时年31岁。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伏桂明、周贤忠、王远

编辑: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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