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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的杨一辰狱中七年
http://www.syd.com.cn   来源:沈阳日报 2018-02-11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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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奉天第一监狱

  ●人物:时任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

  “我在狱中患传染病,请勿探望,病愈之后,定可回家。”

  ——杨一辰怕牵连狱外组织而主动断绝联系时语。

  新闻伴读

  1933年10月22日《奉天每日新闻》日文翻译稿:

  “大胆的杨一辰”

  铃木领警高等主任和山本次席(主任、次席都是职务),对于本事件的调查情况作了如下的谈话:

  本事件在短时间内逮捕完毕……在审问共产党的时候,最初一般害怕处分和暴露内情,极力否认事实。随着各关系者被捕,几乎所有党员都年少,意志比较起来可很巩固,又渴望减轻罪责,甚至于被释放,所以,慢慢大量地供出事实,使得审问调查比较顺利。

  满洲国方面所逮捕的党特委书记杨一辰(刘孟平)是当地共产党的最高干部,即使死也不泄露党的机密。他说,如果出卖了党的内容,就会使党遭到根本的破坏,过去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因为,为了主义,就是被判死刑也心甘情愿。他对于机要事项,守口如瓶,实在是胆大包天。

  1933年,日伪当局破获了一起“共产党大案”。

  1933年6月18日,先是本溪特支组织委员陈相谷散发传单被逮捕,受不了酷刑供出本溪特支书记王子明等。陈的变节引发连锁反应,殃及奉天特委,党团员38人被捕,其中就有特委书记杨一辰。

  杨一辰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曾在沈阳、抚顺一带开展工人运动。1929年11月,在大东边门外奉天兵工厂(时称东三省兵工厂)后面东三家子工人居住区,他办了工人夜校——静远学馆(杨一辰又名叫杨静远),白天教儿童读书,晚上为工人上课,在兵工厂重新建立党支部。1930年1月,杨受中共满洲省委指派到北宁路关外各站发动和领导铁路工人“花红”斗争,静远学馆由郝俊夫接替。1933年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已迁至哈尔滨)派熟悉情况的杨一辰回到奉天恢复遭到破坏的特委。当时,受奉天市特委领导的地区南至大连,西至山海关,东至安东(今丹东)。已是日关东军野战兵器厂的奉天兵工厂,依然是杨一辰主要的工运阵地。此前,义勇军围攻沈阳城,均将兵工厂列为重点攻击对象,试图摧毁日寇的这个“军火基地”,未获成功。梁永胜的牺牲,也使兵工厂地下党组织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有着很高威望的杨一辰回归后,进步工人们又有了主心骨。1933年4月至6月,他是以魏国荣(兵工厂工人)家为奉天特委主要办公地点,而魏国荣的父亲则以卖鸡蛋来掩护。杨一辰到奉天后不久,将奉天、本溪、清原等地党团组织恢复,特别是奉天城的党团活动很活跃。

  在1933年6月的这次日伪大搜捕中,中共奉天党团组织再遭破坏。刚刚发展的党员李芳五叛变了,杨一辰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与他接头时当场被捕。而城里城外目标一致,可谓殊途同归。杨一辰被捕后,被关押在伪满奉天警察厅地下室押犯所。

  日本人想扩大战果,让他带路去抓捕“漏网”的抗日反满人员。

  杨答应了,引着他们在奉天城里转来转去。当日本人的摩托车队按杨的指引行驶至大西门里东北浴新池附近时,被押在一辆三轮摩托车挂斗里的杨一辰突然站起来,大声疾呼:“我是共产党,李芳五叛变啦!”敌人一顿暴打,怕他再喊,草草收场。后来,敌人又让他去指认共产党人,这次他的手指被钉在了车板上。可一到闹市,杨一辰依旧高喊口号、依旧遭受了毒打,给他带上“嚼子”押了回去……

  1933年10月22日《奉天每日新闻》报道了有关奉天特委遭破坏的消息。

  在题为“党的魁首”、副题为“大胆的杨一辰”的报道中写道:“满洲国方面所逮捕的党特委书记杨一辰(刘孟平),是当地共产党的最高干部。即使死也不泄露党的机密。”讯问数月无果,此案被移送奉天高等法院。1934年5月,奉天高等法院判处杨一辰有期徒刑12年,被送到奉天第一监狱服劳役。

  杨一辰在奉天第一监狱服劳役期间,与在监狱铁工厂当铸造技师的王宏久成为朋友,还通过王与奉天特委建立了联系。王的后人王立中、王寒松在《党史纵横》(2009年第9期)刊发了《白色恐怖下的生死情——原奉天特支书记杨一辰与我家的交往》一文(编者注:标题中提到“奉天特支”应是指狱中特别党支部)。该文有详细的描述:

  杨一辰在狱中服刑期间,被分到最脏、最累的翻砂(即铸造)车间。

  那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共产党书记,很英勇、有骨气。平易近人的杨一辰到来后,很快便和工友们打成了一片。他口才好,讲起国家大事头头是道,工友们都愿意接近他。当时我父亲是监狱翻砂车间的技师,他对杨被捕后的表现和处境,从同情发展到敬重,加上两人又是老乡(编者注:杨和王都是山东人),关系就更进了一步。在不断的接触中,父亲逐渐感到“这个硬汉子是为老百姓做救国大事的人”,天长日久,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1934年,伪满洲国施行大赦,一批共产党嫌疑犯被释放。杨接过狱中党支部的工作,领导大家学习革命理论,传阅革命书刊,讲革命故事,唱国际歌;同时团结同志和狱中难友,教育狱警,营救同志,成为狱友中的当然领导。大家都尊敬地称他为“大哥”(编者注:像李维周、杨坚白、孙已泰等有入狱经历者,在口述资料均提到“杨大哥”,可见杨一辰狱中威信之高)。

  杨一辰还曾写诗言志,给战友们传看鼓舞斗志:

  统治阶级,设置监牢。

  囚吾志士,肆彼横暴。

  但吾志士,忠贞在抱。

  心非石兮不可转,汤可赴兮火可蹈。

  善摄生兮保此身,持其志兮气勿躁。

  奋斗!奋斗!红日五洲普照。

  193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日本宪兵队为“追查余党”,又把杨一辰押到宪兵队进行刑讯。父亲担心杨有去无回,心急如焚,可又束手无策。一连7天7夜,敌人轮班刑讯,所有刑罚全用上了——灌辣椒水、钉扦子、上大挂、坐老虎凳、硫酸水烧、烙铁烙,把杨一辰摧残得遍体鳞伤,但仍一无所获,只好又把他送回监狱,并说过几天还要提他去辨认“同党”。杨回到翻砂车间后立即求我父亲送一个字条,条上写道:“我在狱中患传染病,请勿探望,病愈之后,定可回家。”这是杨为了保护党组织免受破坏,主动同监外党组织割断联系。当时外面风声也很紧,党组织屡遭破坏。从此,杨一辰同奉天特委断绝了联系。但他知道敌人不会善罢甘休,还会继续逼问他、折磨他,让他出去指认同志。

  这时他想到了自残,以保护同志。于是,他和我父亲暗中商量对策,弄了点废硫酸,倒在自己脸上,脸和眼睛被强烈灼伤,使敌人无法再让他出去对证、认人、抓人。因为杨的眼睑被硫酸烧得红肿什么也看不见,再加上其他伤病,已经不能在车间劳动了。于是,父亲向监狱打了报告,请求给予医疗。获准后,父亲立即把他送到医务科病监治疗,并嘱托医务科的朋友帮忙照顾。医务科里的中国人也都知道杨的事情,很同情他,彼此心照不宣。不久,病稍有好转的杨一辰又被迫回翻砂车间劳动。父亲借杨身体不好,给他安排了轻一点的工作,让他当上了计数夫(杂役)。

  一晃几年过去了,杨和我父亲相处得更加知心。

  父亲被杨的教育和精神深深打动,再加上早已有之的爱国思想,于是总想找机会救杨出去,继续为抗日做工作。车间里有硫酸,开始父亲想让杨涂在眼睛上,但又怕涂不好双目失明;后来又想到用白灰更安全。于是他们孤注一掷,用大量白灰涂在杨的眼睛和小便上,造成病情非常严重的假象,并把杨送到医务所。医务所的王医生也是父亲的朋友,同情革命者。父亲告诉王医生要从重诊断,王便将杨诊断为丹毒症,称随时有生命危险,需入病监治疗。接下来,在许多人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又骗到了警厅的“保释就医”批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找保这事又难住了大家,父亲社会地位不高,虽四处奔走,却均未奏效。父亲万分焦急,担心一旦鬼子反悔,就前功尽弃了。正在这时,母亲想起他的一个学生家长是商人,也是一个爱国者,就去求他试试吧!经过母亲的斡旋,总算把铺保打出来了。

  1940年12月,杨一辰终于假释出狱。

  这段描述,与几位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基本吻合。还有两点特别说明一下。

  对于杨一辰的“病”,在由张大庸整理、杨坚白(又名杨于典,奉天特委委员)口述的《铁窗岁月纪实》中说:“杨一辰于1940年冬感染丹毒,病情危急,幸亏李士赢大夫及时确诊,并特许批准购入丹毒血清才保住性命。”其他一些见证人也提到杨一辰的丹毒症。若王立中等的描述属实,那么,可能是杨一辰自残所致“病情”连自己的同志和医生都骗过了,毕竟“机事不密则害成”。总之,杨坚白口述使一些事情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对于杨一辰的被捕,在由清野整理、孙已泰(即本溪特支书记王子明)口述的《被捕·斗争》中说:“张(指张柏生,奉天团特委书记,被捕后变节)带敌人去抓杨一辰。由于杨不在家,而意外地逮捕了去那里工作的王德海(奉天特委宣传部长)。后来又抓了田玉清(奉天团特委秘书长),田没经得起考验也叛变了。几个叛徒的出卖,造成了兵工厂、窑业公司等团组织的破坏。6月,杨一辰被一个自称小姚的人邀出接头,也遭敌人逮捕。”这里提到的小姚应该就是指李芳五。

  1933年10月18日,接任杨一辰的特委书记张有才(又名张适)刚刚到奉天,就因从大连调来的于冀贤自首叛变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先是被关押在城内日本宪兵队拘留所、伪满奉天警察厅,后被转至奉天第一监狱。从1932年10月至1933年10月,中共奉天特委先后遭到三次大破坏。加上郝培庄,先后有三任特委书记被捕,张有才被捕后由夏尚志接任,用“前赴后继”来形容当时奉天特委的抗日斗争应该是最准确的。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伏桂明、周贤忠、王远

编辑: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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