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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墙前出发 寻访沈阳地区义勇军故地
http://www.syd.com.cn   来源: 沈阳日报  2017-11-09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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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景恒墓埋没在蒿草中。清晰的蒿草,让模糊的碑更孤独……

  张满秋(左)与邢世英接受采访

  

  题记

  当年活动在沈北新区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虽然“存活”不到一年时间,却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战往事”……

  英雄往事与谁诉谁来诉

  沈北新区马刚街道董楼子社区,离沈阳国家森林公园不远,如今发展观光农业,有很多沈阳人来此采摘。这里有一个红色遗迹,不为人知。记者来到董楼子社区(原董楼子村),寻访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的足迹。

  1932年1月初,董楼子村张家大院(张景恒家)聚集了各路抗日志士2000余人,在大院四周的炮楼上高高竖起抗日义勇军大旗,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诞生。如今的竖旗地点已踪迹全无,原址盖起的是村民新住房。

  原村支书张满秋向记者讲述了张家大院的变迁过程。

  1948年末至1949年初,土地改革时将张家大院房产分配给了本村6户无房贫苦农民,1960年被用作大队办公室和集体大食堂,1965年被当成青年点。1983年,村委会建新房缺木料,把原房拆除。董楼子村从此少了一个红色遗迹。现在他们要发展旅游,又一次想到了这个抗日义勇军题材,想建红色遗址纪念馆……

  现在留存下来的,只有第九路军参谋长张景恒的墓了,还只是一个衣冠冢。走出村口,来到小山脚下,车开不进去了,我们徒步前往。走过一段百余米的山路,离张景恒的墓只有20米远了,我们却被疯长的蒿草挡住路。已经看到墓了,却过不去。墓,孤零零地立在那。附近的沈阳国家森林公园游人如织,而这里无疑是寂寞的。沈北新区文化学者孙泰祥说,这是沈北新区关于义勇军为数不多的遗址遗迹。

  英雄往事与谁诉,谁来诉?

  董楼子“义勇往事”

  董楼子村,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举旗的地方。

  1932年1月初,第九路军在张家大院正式成立。从成立到消亡,它只存在了不到一年时间,却留下攻打沈阳城、袭击铁路运输线等抗日壮举。张家大院虽然消失了,但义勇军的抗日故事却一直在村民中流传并被保留下来。我们找到了两位知情人——原村支书张满秋和村民邢世英。再加上我们邀请的沈北新区文化学者孙泰祥,大伙儿在董楼子社区居民委员会门前对话,追忆义勇军英雄往事。

  张景恒:因抗日家破人亡

  在60多岁的邢世英眼里,张景恒是全村人的骄傲。他的父亲邢恩厚和张景恒三子张丕原曾是同学,曾6次接待从台湾返乡祭祖的张丕原。他父亲经常向他讲起张景恒的故事。

  邢世英讲述了张景恒牺牲的过程。1932年3月,第九路军攻打沈阳之后,行踪暴露,在敌人围剿下很快溃散。张景恒把长子张丕模送到北平跟随黄显声抗日,把第九路军的军旗和委任状交给大女儿藏匿。然后,他辗转进沈阳,找于德霖商量东山再起。1933年春节前夕,张景恒搬回东站附近四德里(编者注:文史资料上说是大北关榆树胡同)的老住宅。不久,由于汉奸告密,被敌人抓捕,送到了虎石台日本守备队。张景恒受尽折磨,宁死不屈,最后被日军带到古城子村外,当活靶子,练刺刀,身上被刺了100多刀。

  邢世英说,张家大院的一个家丁去收的尸并拉回村里。由于张景恒属于“暴死”,家族的人不同意把他埋在祖坟里,把他埋在了河上坎。后来由于农田变更,尸骨没有保存下来。1989年张景恒被列入抗日烈士名单,当时的新城子区民政局准备在马刚烈士陵园为其修墓,家属重新把他迁回祖坟,不过只剩下了衣冠冢。

  张景恒出身于董楼子村一户富裕人家,因抗日而家破人亡。邢世英说,日本人曾来抄他的家,把吃的、穿的、用的全拉走了。他的次子张丕烈,同父亲一同被抓,被日本人打伤,只活到了1953年。长子张丕模也于1952年病逝。后来,村民佟百川编了副对联至今还在董楼子流传:上联为“鼠盗仓空含泪去”,下联为“犬吠三声卧地眠”,横批是“四壁皆空”。

  邢世英说,张景恒牺牲时他的父亲只有10岁,不过给他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常会向他讲起这段往事。他家的坟地离张景恒的墓很近,清明节时他也会给张景恒修坟祭奠。

  档案:女儿口述父亲抗日往事

  在沈阳市档案馆,我们找到了张景恒女儿张大华的口述记录。1984年11月10日和1987年6月9日,新城子区党史办两次访问到张大华,向她了解其父参加义勇军并牺牲的过程,我们也由此知道了更多张景恒抗日的故事:

  1916年,我父亲从北平大学商业系毕业,在沈阳商务印书馆干两年,1918年回到董楼子村管理家业。九一八事变后,我祖父的换谱兄弟于焕章(于德霖)到我家与父亲商讨抗日救国的事。

  1932年腊月一天黑,不少人骑着马到我家,在四个炮台上都插上抗日救国军大旗。事后得知,是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成立。根据黄显声的委任,于焕章为司令、我父亲为参谋长、我们家亲戚刘汉东为第一旅旅长、我大哥张丕模为第二旅旅长。很多人住在我们家,大约有十多天。天天开会,不知研究什么事,找了一些人。还来了一些大缕(绺)子住我们村。董楼子村参加的差不多有一半,我父亲的副官于二虎,我大哥的换谱兄弟郭永春、张连元、郑永亮都参加了,之前当过炮手。孔祥发、边某福也当过炮手。周围各村都有参加的,还有长江好、六合好、压东边、老来好的队伍,共有上千人。

  听说他们于正月十四夜(编者注:“正月十四”为1932年2月19日,是研究会研究部署攻打沈阳城的时间。而真正攻打沈阳城的时间是1932年3月10日)攻打沈阳,烧了兵工厂、药房,包围了沈海车站(今沈阳东站),缴了所有路警及第11分局各分所警察的械,共缴获150多支枪,以后退到辽河北。我父亲和大哥都参加了。

  我父亲回沈住南站太和旅馆(编者注:应为大和旅馆),我和母亲、弟弟都住在市内。父亲把我找去谈话,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九路军的黄绸子委任状(盖有黄显声大印)交给我收藏。过一段时间,我父亲也回家了,为避免被坏人发现,我们差不多每月搬一次家。

  1933年农历正月初一,我父亲被警察抓了,我还挨了一枪把子,二弟丕烈也被抓走了。我父亲和二弟先被抓到派出所,又转送警察局(五署)。接着,又被日本守备队带到了虎石台。父亲受到了严刑拷打,二弟也被踢了几脚。父亲对二弟说:“我回不去了,你妈身体也不好,靠你姐带你们过吧。”正月十五,父亲被带走了。二弟被告知:“你们全家尽没,你回不了家了,我放你走,有亲戚投亲戚吧。”我二弟回来后,母亲问:“你父亲怎么没回来?”二弟说:“过几天就能回来。”第二天,二弟见到大哥后,告诉他父亲没了。我们三人都哭了。

  父亲被捕后,我们家在农村的一切都被抄家了,产业也不给了,三弟后来考了军校,后来可能去了台湾。

  张大华说的三弟就是张丕原,接受访问时姐弟还没有取得联系。从张大华所述的家史中,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了张景恒这个人物。革命先烈应该永记我们心间,不应只埋没在文史资料和历史档案中。

  “中医司令”于德霖

  孙泰祥还给我们讲了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司令于德霖的故事。

  “第九路军的创建,和于德霖有很大关系。于德霖字焕章,住望滨屯,离张景恒家隔了几座山。于德霖祖传中医,医术高明,给东北军军官看病治伤时结识了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的黄显声。二人一见如故,结为好友。九一八事变后,于德霖决心投身抗日救国运动,1931年11月初前往锦州,找到黄显声。黄让他回到当年新城子(今天的沈北地区)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开展抗日活动,并委任于德霖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司令兼沈阳、抚顺、铁岭、开原四县抗日民团总指挥。于德霖回望滨屯后,便与董楼子村的张景恒联系。他们以董楼子村为中心,四处奔波,联络爱国人士和民众武装,广交绿林好汉。经过两个月的活动,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董楼子周围的洋什、铁营予、树林子、刘千户(今马刚)等村庄都住满了第九路军的抗日队伍。”

  邢世英补充说:“我听父亲讲过,那时村后的树林里,有不少人在练习射击、骑马。张景恒把家里的粮食财物都拿了出来,供给抗日义勇军吃、穿、用。”

  孙泰祥说:“第九路军经过几次战斗后,特别是在攻打沈阳之后,在敌人围剿下,队伍被打散了。到1932年7月,张景恒身边只剩20多人。他秘密回到沈阳,准备东山再起,直到被抓牺牲。于德霖由于年纪大,不能随队转移,隐居沈阳,改名刘治国,开骨科诊所,于1957年病逝,享年93岁。”

  1987年9月9日,新城子区党史办曾在沈阳市六一三厂家属楼访问到于德霖的孙子于中善。关于于德霖的故事,他都是听祖父亲口说的。据他回忆:

  第九路军被打散后,日寇和汉奸到处搜捕我祖父,我祖父被迫把家迁到沈阳小北关山东堡第七胡同隐居,改名刘治国,全家都改姓刘。他继续行医,但他并没有停止抗日活动,经常深夜上街张贴标语、撒传单,揭露日寇罪行,宣传抗日主张,并巧妙署上自己的名字:“一点一横一竖勾,二人十四一心同,阴天不把雨来下,晴天就把雨来淋,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抗日救国军。”他用巧妙的方法宣传抗日救国,直到解放我们家才改回原姓。

  2017年9月24日,记者来到观陵山艺术园林。于德霖尸骨被安葬于此。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

  周贤忠、伏桂明、王远

  

 

编辑: 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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