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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苏轼与王安石之争
http://www.syd.com.cn   来源: 沈阳日报  2017-10-09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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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勇

  有人说,苏轼的困境,来自小人的包围。

  所以,苏轼要“突围”。

  这固然不假,在苏轼的政治生涯里,从来没有摆脱过小人的围困。而将苏轼仕途的枯荣归因于他人的道德,不能算错,但至少是不完整的,甚至失之肤浅。实际上,奠定了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非但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

  那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苏轼与王安石的冲突,似乎是命中注定。

  他们谁也躲不开。

  王安石,改革设计师

  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丽,但内部的溃烂,早已成了定局。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正是这纸万言书,一举奠定了王安石后来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

  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宋神宗召请王安石入朝。46岁的王安石走进垂拱殿,跪叩之后,仰头与宋神宗年轻清澈的目光相遇。那一年,宋神宗19岁,庄严华丽的龙袍掩不住他身体里的欲望与冲动。他问王安石:“朕治理天下,要先从哪里入手?”王安石神色不乱,答曰:“选择治术为先。”宋神宗问:“卿以为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唐太宗又算得了什么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的效法者不了解这些,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自那一天起,年轻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几乎罢免了所有的反对派,包括吕公著、程颢、杨绘、刘挚等。

  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是一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日本讲坛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称他为“伟大的改革设计师”,并评价“王安石变法”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认为“其基础是对于《周礼》等儒教经典的独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传为周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他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构筑的各种新法,是唐宋变革期最为华丽的改革。”还说:“如果新法政策能够得到长久继承,那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中国社会也可能同西洋的历史一样,就那样顺势跨入近代社会。”

  苏轼,反对急躁冒进和不切实际

  苏轼初出茅庐(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宋史》说王安石“果于自用”。他的这份刚愎,不仅在于他不听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在于他不屑于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甚至范仲淹当年曾想办一所学校,以培养改革干部,这样的想法,王安石都没有,王安石的过度自信,由此可见。因此,他领导的改革,就注定不会比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有更好的结果。

  苏轼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赋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于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

  苏轼深知这变法带来的恶果。但此时的宋神宗,面对一个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朝局,急于做出改变,他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让关心政局的苏轼陷入深深的忧虑。

  苏轼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

  苏轼唯一的软肋是口无遮拦

  那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正月。

  垂拱殿里,宋神宗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苏轼。

  那一年,苏轼34岁。

  宋神宗说:“朝廷变法,得失安在?哪怕是朕个人的过失,你也可坦白指陈,无须避讳。”

  苏轼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皇帝的此次召见,说明他的上疏正在发生作用,或许,这是扭转帝国危局的一次机会。所以,他丝毫没有准备闪躲。他说:“陛下有天纵之才,文武兼备,然而当下改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勤政,不怕不决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所以,还以从容一些、安静一些为好,观察效果之后,再作处置。”

  宋神宗听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苏轼进一步说:“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变革,都应该因应时势而逐渐推行。生活与风俗变化于先,法律制度革新于后。宛如江河流转,假如用强力来控制它,只能适得其反。”

  那一次,面对神宗,苏轼说出了憋闷已久的话。他说得痛快,宋神宗静静地聆听着,一直没有打断他。等苏轼说完,宋神宗才略微沉吟了一下,表情温和地说:“卿之言论,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之官员,皆当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

  宋神宗的召见,让苏轼看到了希望。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但他还是太年轻,太缺乏城府,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向他人述说?宋神宗召见苏轼,就这样被他自己走漏了风声,而且,这风声必然会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让他有所警觉,有所准备。

  召见苏轼后,宋神宗也的确感觉苏轼是个人才,有意起用他,作起居注官。那是一个几乎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职位,对皇帝的影响,也会更大。但王安石早有准备,才阻此事成功。

  苏轼后来对好友,也是欧阳修的门生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

  名满天下的苏轼退出政坛

  王安石就在这种近乎亢奋而紧张的心情中,登上了帝国政治的巅峰。就在王安石出任相职的第二年,他的老师欧阳修就挂靴而去,退隐林泉了。欧阳修的另一位弟子曾巩则被贬至越州担任通判小职。司马光也向朝廷递交了辞呈,去专心从事写作,为我们留下一部浩瀚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范镇也辞职了,他在辞职书上愤然写下这样的话:“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宋神宗在早朝时把这话交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气得脸色煞白,手不住地颤抖。

  王安石放眼望去,御史部门的同事,只剩下了曾布和吕惠卿这两个马屁虫。

  帝国的行政中枢,很快成了王安石的独角戏。当时的人们用“生老病死”形容中书省,即: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

  正人君子们退出政坛以后,这个坛自然就被投机小人们填满了,从此在帝国政坛上横行无忌。这些人,包括吕惠卿、曾布、舒亶、邓绾、李定等。

  王安石火线提拔的这些干部,后来无一例外地进入了《宋史》中的佞臣榜。

  苏轼不会想到,自己的才华与政绩,终究还是给朝廷上的小人们提供了合作的理由。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李定则看不惯地方百姓对苏轼的拥戴,当然,他们的凶狠里,还包含着对苏轼的恐惧,他才华熠熠,名满天下,又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把持朝廷,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罪名,当然是“讥讪朝政”。苏轼口无遮拦,这是他唯一的软肋。

  当沈括到杭州见苏轼的时候,苏轼丝毫不会想到,这位旧交,竟然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那个写出《梦溪笔谈》的沈括,表面上与苏轼畅叙旧情谊,实际上是来做卧底的。他要骗取苏轼的信任,然后搜集对苏轼不利的证据。天真的苏轼,怎知人心险恶,沈括自然很容易就得逞了。他拿走了苏轼送给他的诗集,逐条批注,附在察访报告里,上交给皇帝,告他“词皆讪怼”。

  历史中所说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它位于汴京城内东澄街上,与其他官衙一律面南背北不同,御史台的大门是向北开的,取阴杀之义,四周遍植柏树,有数千乌鸦在低空中回旋,造成一种暗无天日的视觉效果,所以人们常把御史台称作乌台,以颜色命名这个机构,直截了当地指明了它的黑暗本质。“诗”,当然是指苏轼那些惹是生非的诗了。

  “乌台诗案”,写进了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历史。

  

 

 

编辑: 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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