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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西藏阿里归来
http://www.syd.com.cn   来源: 沈阳日报  2017-08-14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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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继春

  张继春辽宁人,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原副主任、主任药师,中国药学会安全用药科普传播专家团首席科学传播专家,长期致力于安全合理用药咨询、药学教育、药学科普工作等。特别是退休后,她仍然奋战在我国药学事业的最前线。1974年5月至1975年7月,张继春同志受国家的派遣,作为中央赴西藏阿里地区医疗队的队长奔赴阿里,在条件恶劣的高原上奉献了美好的青春岁月,留下了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

  时光荏苒,42年前,作为中央赴西藏阿里医疗队的一员,我从阿里归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阿里的故事。

  当年,已身患重病的敬爱的周总理听说阿里地区军民缺医少药后,对协和医院说:“你们能不能带个头,派个医疗队到阿里地区去为当地的军民服务?”于是卫生部决定以协和医院为先锋,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下属其他单位组队,每年派一批去阿里,共派10年,于是就成立了中央赴西藏阿里医疗队。

  我是第4批医疗队的成员(1974年——1975年)。接受这个任务的前几天,当时的院长顾方舟对我说:“继春,咱俩去甘肃医疗队,我是队长,你是副队长。”后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要求第4批赴阿里医疗队协和医院要派一个年轻的女队长。当时我不到31岁,又是院党委委员,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周总理嘱咐我们:“你们既是医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同时也是慰问队,是代表党中央去慰问边疆的军民。”

  阿里是西藏的西南,“世界屋脊”的“屋脊”,有人生活的最高地方。阿里的气候:高寒缺氧,氧气量只是平原的40%。人烟稀少,平均每10平方公里1个人。那里人吃羊肉,喝酥油茶,住干打垒的土坯房或帐篷,出行靠骑马或牦牛。当时卫生部部长接见队员时曾问:“你们会骑马吗?”队员王胜利回答:“不会骑马,会骑驴。”

  1974年4月10日我们从北京出发,乘坐4天3夜的火车到达乌鲁木齐,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接待,帮助准备上山的车辆和皮大衣、皮裤、皮帽子、大头鞋,带领我们了解阿里的情况及学习高原病的知识。我们共在乌鲁木齐待了14天,于4月28日启程,经过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4天后到达叶城——海拔2000米的地方。为适应高原气候,同时也要检修车辆,准备上山路上吃的用的,我们在叶城待了3天,然后开始上山。到达狮泉河后医疗队进行了分组,我们小组从狮泉河经过4天到达措勤县,整个行程共走了40天。南疆的搓板路坑洼不平,一路沙石不停地射向车窗,汽车颠簸,不时把人抛起,头撞到车顶棚。汽车过后黄尘滚滚,下车时一个个跟孙悟空一样像个毛猴。一眼望去,荒无人烟,满眼看到的是长满骆驼刺的大戈壁滩,好不荒凉。然后开始翻越高高的昆仑山,只见峰峦重叠,山道弯弯。

  翻过无数个大坂(高峰),弯弯曲曲走过几十个盘山路,最后来到了界山大坂。这是个最高又最长的大坂,海拔6300米。突然间遇到了险情!4月的昆仑山地表积雪融化,汽车不小心陷进了冻土融化后的洼坑里。只见车轮飞转,发动机轰轰作响,汽车就是纹丝不动。全体人员下车,稀薄的氧气,使人头疼欲裂,几位女同志和出发前有些感冒的男同志斜卧在山坡上,抱着氧气袋哼哼着,只有我这个假小子队长和其余男同志一起捡石头垫到车轮下。抱两三斤的石头走二三十米,气喘吁吁,心跳在120次/分以上,跟跑百米一个滋味,心跳到嗓子眼,嘴唇和指甲都发紫,还要齐声喊“一二,加油”地推车,但还是不成功。记不得是谁喊了一句:“脱大衣,往轮子底下垫。”好主意!呼的一声车轮子冲上了地面,大家欢呼起来。

  过了大坂,来到了多玛沟。我们一个个相互搀扶着下车,路都不会走了。一问吃什么,大家都摇头。我让兵站给煮面条,一碗碗端给他们吃。

  到了日土县,见到一个大湖,真是天蓝蓝,水清清。我们下车在班公湖留下了一张合影。过了日土县就到了阿里地区的首府狮泉河。

  到了狮泉河,我们先完成了给藏族孩子们的查体。这些孩子将被送到西安咸阳民族学院学习。另外,给我们找来几匹马,让我们练练骑马。

  突然,有两个战士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医生赶快,帮我们抢救一位战士,他昏迷了。”我带着几位骨干医生赶快随他们赶到军分区卫生所,却忘记了我们只在高原上待了3天,应该慢一点。进了卫生所,看到床上躺着一名年轻的战士,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四肢不停地抽搐。这个战士叫王海,是北京架线部队的战士,头一天感冒了,但坚持带病工作,当天中午突然昏迷。他患的是一种很凶险的高原反应。战士们极度焦急地望着我们,我们几位大夫果断地做出抢救方案。经过七八天的抢救,王海苏醒了,40天后病情好转,下山回京。

  当地领导说,你们医疗队不仅抢救了王海的生命,也给当地军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有中央医疗队在,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保障。后来,王海给医疗队写信,充满了感激之情。

  医疗队16个人分3组,分别到狮泉河、普兰、措勤和改则。大夫们一专多能,都是合格的全科医生。从北京出发的前几天,林巧稚大夫在医院西门碰上叶启彬大夫,说:“叶大夫,今年妇产科派不出大夫(派了1名护士),妇产科的工作就交给你啦,你要做好。”叶大夫当时压力很大,心想,除了实习时见过剖宫产,没做过呀!遇到难产可是两条生命交到我手里呀!就在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日,叶大夫接到通知,让他去观看手术。当时是吴葆贞大夫主刀,他认真地边做边讲,叶大夫心里踏实了。

  叶大夫出发前,夫人快临产了,只好让从来没有出过门的广东梅县的老妈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护士楼顶层的临时加层找一间房,来照顾他爱人。他在阿里巡回医疗的8月份,收到“母女平安”的电报。女儿出生了,取名叫阿里。

  第二个“女儿”出生在措勤县。那是一位藏族干部,胎位是臀位,转不过来,必须剖宫产。县委书记在手术室门口坐镇指挥,小发电机发电照明。叶大夫操刀,潘孝仁大夫负责麻醉,黄明芳大夫负责血压监测,李桂芬护士做器械护士,刘桂芝大夫负责接小孩,我负责前后策应及负责土制吸引器——用橡皮管一头接高压锅,一头接到产妇肚子里,锅里放上棉花和95%酒精。叶大夫一声“点火”,我就执行命令。卫生员负责牛粪炉子的火。

  手术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手术室除了刀剪声一片肃静。孩子剖出来了,是个女孩。突然哇的一声,女婴发出了洪亮的哭声。回头一看,潘大夫哇地吐出一大口羊水。原来孩子的口腔存满了羊水,哭不出来,有窒息的危险,潘大夫赶紧拍背,把吸管插入婴儿口中,猛吸羊水,才有了婴儿的哭声,孩子脱离了危险。

  室内外充满了欢笑,此事很快传遍了小小的县城。碰到藏族妇女,她们指指点点,一边笑一边说:“能从肚子里把难产的孩子取出来,简直太神啦!”

  第三个“女儿”出生在改则县,有了前例,这例就熟练了。

  那时医疗队还做过输卵管结扎术、包皮环切术、阑尾炎切除、眼球摘除、肝包囊虫手术等等。

  我们改则、措勤小组只有6个人,后来从狮泉河专区又调过来王胜利,大家轮流交替着,几个人留在县城,另外几个人下乡巡回出诊。巡诊时每天骑马要跑100多里地,才能找到三四个帐篷,这就算一个公社的牧业点。我们送医送药送温暖,几乎每人都要听听心肺,量量血压,摸摸肝脾,问问头疼不疼,牙疼不疼,肩背疼不疼。感冒了发一包APC,哪疼就发一包止疼片,咳嗽了发一包复方甘草片,嗓子疼有炎症就发几片磺胺嘧啶片,那时连四环素、土霉素都没有!

  我们每到一地,搭起帐篷,衣服不脱,帽子、大头鞋都穿着,倒头就睡,第2天再赶到另一个牧业点。记得有一次,牧民骑着牦牛送信,说先遣公社有病人,让我们出诊。我们就派黄明芳大夫和王胜利配一个当地民兵当向导,骑马出诊。他们很晚才归队。高原上伸手不见五指,县里也没有路灯,我们3个女队员拿着4节长的大手电筒站在空荡荡的高原上,不停地打着信号灯,迎接他们返回。听说第二批医疗队队长陈德昌大夫有一次出诊,一天到不了目的地,只好半路露宿在羊圈里。第2天醒来他翻不动身,原来是被夜里下的大雪给埋上了,只因为口鼻呼出的热气把厚厚的雪吹出了一个洞才没死。

  1975年4月底的一天,我已经写好了交班总结,在准备与上山的第5批医疗队交班时,突然发病了:心慌气短,说话无力,心跳52次/分。医疗队请示县里任书记,马上把我转移到狮泉河,因那里海拔4300米。那时也到医疗队集中的时间了。经过4天时间到了狮泉河,我的情况严重了:全身无力,面色苍白,四肢凉,四肢抽搐,大小发作二十余次,特别是上肢,手抽得都变形了,很疼。我的队员们围着我默默地流泪,王胜利不停地掰着我的手都掰不开。他们说:这么好的队长下不去山了,假小子队长怎么变成这样啦?后来我被三叉戟运回北京救治。大难不死,真得感谢领导的决策、大夫们及时的抢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从1975年7月算起,我今年42岁。叶大夫开玩笑说:“花圈都做好了,可烈士陵园不收你呀!”真的,我爱人已经做好去新疆抱骨灰盒的准备了。这之后的42年,我自认为不论在职还是退休,都竭尽全力地去工作,现在仍在药学战线上工作,并志愿做一辈子安全合理用药志愿者,以弥补我在职时因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做的事。现在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忙碌着,快乐着,幸福着!

编辑: 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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