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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阳踏上义勇之路
http://www.syd.com.cn   来源: 沈阳日报  2017-08-10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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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之夜,屈辱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的残历碑上写得分明;而荣耀有“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的国歌墙为证。无论是屈辱还是荣耀,都与沈阳城区大街小巷和所属郊县有着扯不断的联系,有的留有印迹,有的已无踪可觅。作为战争的肇始地和抗战的策源地,沈阳这座城市要肩负起沉重而又必须完成的使命——留住历史。

  我们刚去过的北大营,有些残破,好在尚存。

  当年驻守于此的东北军虽有王铁汉抗命打出第一枪,但终究胳膊拗不过大腿,背负着“不抵抗”的骂名撤离北大营,沈阳城也很快沦陷。但有些东北军中下层军官不甘心。

  耿继周愤然辞去军职,来到锦州向黄显声陈述了自己辞职还乡、准备组织义勇军的想法,得到黄的支持,黄表示可以警务处的名义提供武器弹药。1931年9月28日,耿继周回到家乡新民,在当地爱国士绅的帮助下,几天之内便组建起千余人的抗日队伍。

  大东门外、三经街、南市场……

  在这些地方,我们寻觅当年警察留下的弹孔和痕迹,已经很有难度,但86年前的历史在这里留有回声。本应保国安民的军队撤走了,好在属于辽宁治安体系的警察没有撤。黄显声当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1931年9月19日清晨,他坐镇于沈阳东关(大东门外)大什字街北的公安局院内,面对前来进攻的日军下令开枪抵抗。同时,还向三经路警察署、商埠三分局、南市场等处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通令就地誓死抵抗。经过激烈的巷战,黄显声所部装备与日军相差悬殊,又敌众我寡,在死伤较多的情况下,他被迫于9月21日夜间下令,以各个分局为独立单位,尽数携带武器弹药,有序地撤出阵地,经新民向锦州开去,准备在锦州地区重新集结部队。“沈阳城区不能打,就把队伍拉出去打,一定要和日本鬼子干到底。”这是黄显声的决心和底气。他是早有准备的。早就“九一八”事变之前,黄显声便以辽宁省警务处长的名义,将存放在沈阳的20万支枪、100余万发子弹发给全省58个县公安队。正是这批枪支弹药,武装了后来迅速兴起的包括义勇军在内的民众抗日队伍。

  张永兴当时正在大西关一个朋友家里。

  “当晚大约十点钟的光景,就听见有极猛烈的重炮声和接续不断的机关枪声,以及马路上的马蹄声,足足地响了一夜,重炮声音的猛烈,窗上的玻璃都为之振动!然而,被麻木了的沈阳居民并不惊奇,大家都认为这是日本人又在演习巷战呢。次晨,约六点钟,一个朋友跑来对我们说:‘你们还不知道吗?沈阳已被日本人占领了!昨夜的大炮,是日本人攻打兵工厂和北大营,中国兵都已撤退,现在完全被日本人占领。’我们听了这些话,还是半信半疑地出了大门,要到外边去查看。走出不到一百步,便在一个胡同口遇到一个死尸,身穿日本宪兵的大衣,被刺刀刺杀,倒在地上。再往前走,接连不断地发现军人和警察的死尸……”这是他在两年后发表在《新中华》第一卷上的纪实文学《血战归来——关外义勇军抗日纪实》里的描述。他还写道:“事变后的第三天,听说北宁路已经通车,并且免费三天,专为运送东北难民入关。我和几位辽宁的同志,化装随难民车,一同跑到北平。在北平住了一个星期。‘国难’二字,同生活安定的人去研究,是很讨厌的。性急的我,已大失所望,遂决心再回东北,投奔一个朋友,托他介绍到一个土匪的首领,去在劳苦的群众中建立我理想中的民族势力。”(1932年,张永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在齐齐哈尔被日军杀害。)

  张永兴要投奔的土匪首领,正在小河沿盛京施医院。

  土匪首领叫高鹏振,绿林报号“老梯子”。“九一八”之夜,高鹏振正隐匿在沈阳小河沿的盛京施医院(今辽宁省肿瘤医院办公楼)养伤。他得知因东北军“不抵抗”,日军已占领沈阳的消息后,愤慨不能自已,星夜兼程赶回辽西,邀集各路首领,于1931年9月27日成立了“镇北军”,举旗抗日。10月10日,在张永兴帮助下,在新民沙岭岗子(今新民市姚堡)改称“东北国民救国军”,高鹏振为司令,下属4个团,全军共约1300多人。“老梯子”在新民地区是一个抗日的传奇,也是抗日义勇军首举义旗之人。我们将在新民实地寻访阶段重点予以报道。

  同样在“九一八”之夜,孙铭武正在沈阳开客栈。

  他曾在东北陆军第十六师官至营长,因不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而脱离军队,在沈阳开起客栈。“九一八”事变后,孙铭武目睹日寇烧杀抢掠的野蛮暴行,深感亡国之惨,毅然回原籍抚顺清原,与其弟孙铭久、孙铭宸商量后,决计组织武装抗日。1932年初,“辽东血盟抗日救国军”迅速发展到千余人,孙铭武为总司令。由于汉奸的设陷,孙铭武等20多位血盟抗日救国军军官,于1932年1月18日被敌人围杀。

  事变次日上午,中共满洲省委在小西边门附近民居开会。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是在皇寺路福安巷3号,开会自然有宽敞的地方,但在当时可没有这样的条件。9月19日下午,中共满洲省委发布《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大陆政策”和“满蒙政策”必然采取的行动,号召“只有工农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在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李兆麟、宋黎、赵一曼、刘澜波等都在沈阳留下了抗战的身影,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战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军人,警察,学生,工人,农民,土匪,商人,教师,医生,富家子弟,官吏……这些人是抗日义勇军主要构成人员,几乎囊括各个阶层、各个行业。而创建者和领导者,既有原东北军的中下层军官或警官,又有绿林武装的首领,也有爱国知识分子,还有中国共产党派去的党团员。研究东北义勇军抗战史专家、辽宁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顾问赵杰说,“九一八”事变后,有血性的中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万众一心,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斗争。“九一八”后,这些人,就是我们称之为义勇军的人们,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被迫着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从沈阳踏上一条“义勇之路”。

  北大营的诉说

  “国歌墙前出发,寻访沈阳地区义勇军故地”,我们做这个报道,北大营遗址是绕不开的,它是日军侵略的开始,也是反抗的策源地。2017年8月2日,我们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原馆长助理崔俊国陪同下,来到北大营旧址。

  记者与北大营有些缘分。小时候(1980年代)记者生活的区域叫老瓜堡,就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西侧、北大营的南侧。那时的北大营就只是以一个地名存在。南卡子门、北小街,这些地名至今仍保留着,资料里显示,这是北大营的南北两个边界。而现在的北大营东路、北大营西路,其实并不是北大营的边界。

  北大营的边界模糊了,对于北大营的遗址保护有些不利影响。寻访北大营仅存的三排营房遗址并不容易,如果不是有崔俊国导引,我们可能会迷失在无数杂乱的建筑中。它位于大东区柳林街2-9号,在一个由老旧平房组成的棚户区里,疯长的杂草和茂密的高树将营房旧址遮挡。铁皮瓦、青砖和连排窗户,无声诉说着当年的战事。它差点被后人遗忘了。

  崔俊国说,营房旧址是被“意外”发现的。2011年5月的一天,几位文保志愿者发现柳林街有三趟平房与周边的建筑明显不同,普通的房屋是红砖青瓦,而这三栋房子却是“青砖铁皮”。他们马上核对,发现这几处房子与当年的北大营原址位置十分吻合。经专家确认,这三趟营房共有210米长,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是仅存的北大营营房。

  我们走进还住在一处营房里的住户刘树林家。这里的砖墙还保持原貌,可屋子已经很残破,南侧的屋墙已经出现了巨大裂缝,能伸进手掌,屋外用一根铁棍顶着,怕墙突然塌了。刘树林说,自己在这住50年了,原来这附近的“青砖铁皮”房有上百栋,在城市建设中陆续被拆,他也很想早日搬出去。

  2012年,沈阳市文物局将残存的营房列为“不可移动文物”。

  北大营营房旧址规划早已完成,要在这里建北大营历史纪念馆,可到现在还未动工。“北大营在中国军民的14年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伤痛历史需遗址指证。”崔俊国说。

  站在北大营营房旧址处,我们想到的是,这里是东北沦陷的开始,是一场波及全世界的战争的肇始之地,而抗击侵略、民族解放的斗争也由此燃起第一把火,这把火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火苗……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周贤忠伏桂明实习记者张馨予/文张文魁/摄丁思文/视频

编辑: 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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