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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城的前世今生
http://www.syd.com.cn   来源: 沈阳日报  2017-08-09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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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乐遗址三号房址

 辽代绿釉穿带壸

  

  ●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活●从候城到沈州,为城市发展奠基

  1935年12月生,沈阳人。1954年入东北文物工作队工作,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辽宁大学客座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顾问、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学会秘书长、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会长等,还任《北方史地资料》编委会副主编、《东亚文库》编委会常务副主编、《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主编、《辽海文物学刊》主编等。历年来从事专业和研究的重点领域为中国历代考古、历史地理、古代长城、古代陶瓷、古代玉器、铁器等古器学研究。

  和煦的风,从泛着绿意的旷野中拂过,沿着巍峨的群山和丰茂的水草,掠过宽广而清冽的河面,又悄然消失在远方……

  这是公元921年的春风。

  春风带着一阵战马的嘶鸣和人声的喧闹,让原本寂静的旷野一下子充满了生气。一张张或疲惫或绝望的面孔,收心凝神俯视着这片土地,故土难离的乡愁被眼前土地的丰沃所冲淡,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余生会在这样一方热土中度过,泪水浸润了眼眶,也浸润了这片土地……

  这一年,是中国北方辽国的天赞元年,距离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只过去了六年。

  沈州的建立,始于辽太祖时。《辽史》有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在神册六年(920年)“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当年沈州又辖两县:“俘蓟州三河民”,建其所属的三河县,后改名乐郊县(为倚郭县,即今沈阳市区内古城址),又“俘蓟州吏民,建渔阳县”,后更名为灵源县(今于洪区马三家子镇古城子村),由此拉开了沈州移民潮的序幕。之后不久辽国再一次向包括沈州在内的辽东地区移迁居民,使得辽东地区的人口与日俱增。辽国的统治者却没有想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决策,为沈州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注定让辽国的措施载入沈阳历史发展的史册。

  以后的日子里,风一次次地掠过这片土地,鼎沸的人声在坠落的夕阳中归于寂静,鸟儿在新黄与旧绿的更替间唱着丰收的喜悦,夜凉如水的城市早已让这片旷野变得不再空旷。

  有时候风会想,如果那一群人不来这里,这里会是什么样的呢?历史是没有假设的,正如风找不到答案一样。但一向以实物唯上的著名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永谦先生,却不避讳这样的假设。年过八旬的他一再强调“在战国时期,燕国于此地建候城,其后并设县,虽然逐渐显露出其发展趋势,但到东汉以后被毁于战火,从此候城荒芜,一废千年!假如没有辽代兴建‘沈州’,可能就没有金代的延续,就没有元代的‘沈阳路’,没有明代的‘沈阳中卫’,更没有清代的‘盛京’和今天的沈阳了。”言辞中,不难看出辽代在沈阳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

  刚刚从旅顺的旷野探寻古代遗址归来,冯老的讲述亦如那旷野的风,带着我们穿过墙角长满青苔的城墙,俯视千年留存的遗址遗迹,还有那依稀可辨的昔时市井,记忆在我们的眼前疯长,一座大沈阳的前世今生瞬间在我们的眼前清晰起来……

  11万年前,沈阳就有人类生活

  沈阳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居住?

  风停下了脚步,闭目回忆着,一个熟悉的场景在它的记忆中闪现。还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在丛生的灌木中,一个裹着兽皮的男人正在一块大石头上仔细地打磨着一个小而尖的石器。石器尖锐的摩擦声在旷野里传得很远,惊走了一些小的鸟兽……

  这样的场景也在冯永谦先生的脑海里出现过。冯永谦说,这便是11万年前沈阳人生存的场景之一,而这个遗址就在沈阳农业大学的后山果园处的黄土岗地上,是2012年被发现的,当时发现了5处旧石器文化遗迹点,发现了十余件古人类加工和使用的打制石器,确立了沈阳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序列,并将沈阳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从新乐文化的7200年,提前至距今11万年左右,填补了沈阳地区以往没有确切遗址的旧石器发现的空白。

  在冯永谦看来,沈阳的历史是比较早的,无论是新石器时代还是之后的青铜时代,沈阳已经成为人类在北方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区域。在新石器时代,新乐遗址是沈阳最早的村落址,它证明了7200年前就有人类在沈阳地区生活。新乐文化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北运河北岸黄土高台地之上,1977年首次发掘。这是一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村落遗址。新乐遗址其出土文物相当丰富,它的发现为东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填补了辽河下游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空白。

  而在青铜时代,高台山文化遗址和公主屯后山遗址等都为沈阳早期的人类活动留下了遗迹。高台山遗址位于沈阳市新民市高台子乡高台子村,高台山遗址及墓葬,包括西高台、腰高台和东高台三座山丘。墓葬群分布在腰高台山南坡,遗址集中在东高台山南面。腰高台墓葬区已发现古墓葬115座,葬式均为土坑竖穴单人葬,大部分墓中都有少量随葬品,多为夹沙红陶壶、高足钵,亦有随葬石斧、石棒头和陶纺轮等遗物。东高台山遗址文化层厚约1-2米,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层相互叠压,其中以第三层遗物最为丰富也最有代表性,暴露的遗迹有灰坑和窑址,灰坑和窑址内发现了大量遗物,有陶器、石器等,陶器均为手制。

  公主屯后山遗址位于新民公主屯后山台地上。1979年发现,地表暴露大量的陶片、器耳、器足,在东南部的断崖上发现有当时的房址、灰坑、墓葬。该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2米,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一种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以夹砂红陶、红褐陶为主,火候较高,素面无纹饰。另一种是青铜时代文化,为郑家洼子类型,出土有陶器、磨制石斧、石剑柄等,多为夹砂褐陶。遗址上层还有大量汉代和辽金时期的遗物。该遗址为研究高台山文化和郑家洼子文化提供了线索,对研究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战国时期,候城开启沈阳建城史

  又是一年春去秋来,远古的沈阳像是一头沉睡的巨兽等待着被唤醒。当战国七雄的争霸声从远方传来,刀兵相见与铁骑嘶鸣让这块沉睡的土地睁开了双眼,它看到了一位身披铠甲,如天神般的将军,带着燕军铁骑的凌厉和开疆拓土的豪气,驰骋在沃野之中。他便是秦开,一个值得沈阳这座城市铭记的人。

  《史记·匈奴列传》记燕昭王时“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秦开奉命率军攻袭东胡,打败东胡各族并将他们向北驱逐,开拓大片北方领土,修筑了起于河北北部、止于辽东郡之东的长城以守护北方领土,并建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以治理这一地区。沈阳当时属于辽东郡统辖下的戍边城,名为候城。这是沈阳最早的建置。

  但历史上关于候城的位置也是众说纷纭,对候城的定点亦多偏离沈阳。冯永谦先生从20岁开始考古,一个甲子过去仍乐此不疲。在较长时间的研究中,他深感若想圆满解决沈阳建置沿革问题,必须以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材料相结合。先前对候城的考订,因那时缺乏考古资料,只能运用文献记载,故而难免失于偏颇。1985年12月,冯永谦先撰文《汉候城、高显考辨》,第一次明确提出定候城于沈阳市区内旧城并以沈阳清故宫和沈河区公安分局为中心的考证意见。而事实证明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冯永谦先生提出这一论点便是依据考古发现的。“文革”期间搞战备工程,1973年于今沈河区公安分局院内与在其北的沈阳清故宫东路十王亭院内施工,当挖至地表下六米深以后,就发现各种不同时期的文化层,由下往上分别为战国、汉、辽、金及明代,出土大量的遗物,有各种建筑材料和日用生活器具残片,表明该处是战国和汉代的居住址。这两处中间距离较远的遗址,地层一致,遗物内涵相同,可见遗址占地面积很大(因中间是街路,未挖开地下土层),有城址的规模和特点;再从其他遗物、遗迹的发现,反映出具有非常明显的官府衙署的性质。由此可以肯定这处遗址在当时所处的地位,应是包括具有相当规格的行政建制在内的战国至汉代的重要遗存。

  之后考古工作也发现在沈阳市区内的明清旧城周围,发现很多战国和汉代墓葬,而在旧城内就没有,这种现象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在人们居住的城内不许埋坟,而人死后必须葬在城外,在这种礼俗的约束下,墓葬只能发现于当时所居之城的四周。候城也不例外,这种围绕沈阳明清旧城分布的墓葬,说明候城就应处在墓葬区域内的空间位置。

  1993年3月在建筑东亚商业广场时,在沈阳清故宫北墙外20米处发现有遗址,经发掘,上层为辽、金至明、清时期的堆积,下层是东西走向的城墙。挖掘显露出来城墙的长度达150余米。在属于城墙遗址年代的地层中出土有特点明显的战国饕餮纹瓦当和绳纹板瓦等。从这一发现,可以确知在沈阳市区明清旧城内的地下,确实存在着一个早期战国至秦、汉时的古城址。这座城址,就是此前尚未考定的辽东郡候城遗址。

  由此也为沈阳的建城史定格在2300年,因冯永谦的提出,不仅有文献的支持,而且也得到考古学的证明。但令冯永谦感到遗憾的是,候城作为边地重镇,一直处于战火之中,尤其是三国魏晋之后,因为跟高句丽等周边的地方民族政权军事冲突,候城毁于战火,令人痛惜。

  辽代建沈州,成为大沈阳发展的奠基时期

  以城市而论,沈阳真正的兴起是在辽代,那时的沈阳以沈州而名。

  辽代是我国悠久历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在其长达二百多年的王朝政权统治下,经略四方,拓地发展,形成当时世界上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特别重要的是,辽代于其统辖范围内,涌现出大量的城镇,并在此基础上普遍设立各级行政建置,从而使国本巩固,经济、文化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和进步。辽代的建置,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远达边疆地区,城郭相望,道途相连,从此北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今天,在北中国许多现代化的知名城市,都是在辽代建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的甚至连名称也是沿用辽代的原名,千余年来未改,可以看到辽代对我国历史发展做出何等重大的贡献!而沈阳便是其中之一。

  冯永谦先生说,沈州是辽代辽沈地区的重要地方行建置之一,隶属于东京道。辽代辽沈地区州县之布局,颇有特色。沈州居中,属于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辽州(今新民市辽滨塔村)、集州(今苏家屯区奉集堡村)、广州(今于洪区高花堡村)、双州(今沈北新区石佛寺村)、崇州(今东陵区下柏官屯村)及各“头下州”则分布于四周,呈棋布拱卫之形态。这种分布在军事上有利于攻战和据守,在商贸方面也方便财货的聚拢及交易。这种布局既是辽代契丹人学习和吸收中原汉族城建文化的一次完美体验,也使当时辽沈地区地方州县管理体制由此得以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沈州周边诸州县的置建,进一步完善了辽代辽沈地区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使这一地区正式纳入了契丹辽朝的中央政府管辖范畴之内,对该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环境及制度性保障。可以说,辽代建沈州,成为大沈阳发展的奠基时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辽代虽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权,但其承袭了汉唐文化的遗风,辽代的文化非常发达,这一点从辽代遗迹、遗物就能反映出来,辽文化既有契丹族的特性,也有中原文化的鲜明特征。从今天的考古发现上看,在遗址或墓葬中出土最珍稀和精美的文物,除了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就属辽代的出土文物最为丰富和有特色,玉器、瓷器、金银器、琥珀、玛瑙、珍珠、蜜蜡等等,这也反映出了辽代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特性。

  纵观辽代二百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从传统的狩猎、畜牧经济到农牧兼营,手工业、商业并驾齐驱,其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类型较为齐全,发展速度较快,为历史上北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契丹建国后,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统治者很快地顺应了历史的潮流,采纳和吸取了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将契丹社会的发展纳入了封建化的轨道,为了适应南北地区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构成,有效地采取了“因俗而治”、“胡汉分治”的民族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于政权机构上,实行南、北面官制度,吸收汉人和其他民族参政,缓和民族矛盾;在法制建设上,采取蕃律、汉律并用的政策,并不断推进其走向融合统一;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传统的狩猎和畜牧业生产的同时,也把汉人、渤海人的农业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使其各安旧风、各从其俗,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而这些政策都为沈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让沈州在辽代迅速崛起成为辽东重镇。

  清以降,大沈阳崛起东北

  一千多年前,沈州置建时城址之选定,充分体现了辽代人的聪明才智。沈州及其附属、周边州县处于东北平原的中南部,这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降水充沛,宜耕宜牧,加之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条件,因而,便奠定了其后来作为清朝开国之都城和当代东北地区中心大都市的历史地位。

  公元1125年,金灭辽,沈州为金国版图。金末,沈州等城一度毁于战火,后来元朝重建沈州城。元贞二年(1296年),在沈州等城的基础上设立了沈阳路,沈阳之名从此出现在史册中。明代在辽宁设“辽东都指挥使司”,沈阳为“沈阳中卫”。从候城到“沈阳中卫”,沈阳一直都是扮演着边地重镇的军城角色,直到清朝开始,作为后金的首都,沈阳才开始步入中心城市的行列,从“盛京”到“奉天”的名称变换,从近代的屈辱历史到当代的重任在肩,如今的大沈阳已是今非昔比,日新月异。

  如今的大沈阳,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是辽宁省省会,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沈阳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开放优势、创新优势十分明显。国务院刚刚批复的《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赋予了沈阳建设现代化、特大型城市的更高定位。沈阳发展在国家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在新一轮东北振兴发展大业中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战国设城郭,辽代置州县,元明袭旧制,清代立国都,往事历历都在数千年的日夜流转中成为传奇,层层叠叠的朝代更替与文化融合都积淀在这片土地上,累积在这座古城里。光阴像一只惊慌失措的飞鸟,箭一般地流逝;然而,大地和古城却神态自若,沈水之畔,子子孙孙在这里繁衍生息,大沈阳也将成为明天的传奇——这是一群人的力量,也是一座城的力量;这是一群人的魔力,更是一座城的魔力。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盖云飞/文冬瑜/制图  

编辑: 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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