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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哲学”的力量
1930、1940年代,有这样一本书,鼓舞了许多青年投身革命……
http://www.syd.com.cn   来源: 沈阳日报  2017-07-04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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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哲学》,从1934年到1948年,印刷发行32版,创造中国哲学读物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典范。《大众哲学》解答了当时进步青年关心的两个问题:“中国未来要走向哪里?我们要做些什么?”作者艾思奇面对青年的苦闷与迷茫针砭时弊,一一解答。

  他在书的结尾处为青年们指出一条明路:

  旧社会必然要没落,新社会必然要产生,这是社会科学证明了的。然而,因为是必然要产生的,我们就可以坐着不动地来等待吗?如果我们不积极地起来努力,旧社会的保守的可能性不是就要加强,而新社会产生可能性不是就减弱了么?我们切不要说因为兔子容易捉,就想打“守株待兔”的主意啊!我们要重复地说一遍以前因果的话:哲学的“重要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要改变世界,没有我们的积极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当时,学习《大众哲学》已是青年们的“前进”标签之一。

  在推进“两学一做”学教活动的背景下,重温《大众哲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说起《大众哲学》的力量,我们的革命前辈及其后代是有发言权的。2017年6月26日至6月29日,我们查阅有关革命前辈的史料并采访一些他们的后代,讲述关于《大众哲学》的学习故事。

  沈家家传版《大众哲学》

  辽宁省林业厅原厅长沈流之女、69岁的沈智群,应我们之邀,连夜写了一篇文章《我和〈大众哲学〉的故事》。她家里至今还保存一本父母留下的、早已泛黄的《大众哲学》(大概是1946年版的,因版权页缺失已无法确定)。

  上初中时,大约是1963、1964年吧,我就读的辽宁省实验中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红色经典著作的活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直奔父亲的书柜翻找起来,先翻到了《资本论》,看了看,太厚,名词术语也挺难懂就放下了。又翻出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看了几页,也觉得不好读。不一会,母亲下班回来,看我在书柜前翻找书就问我要找什么书。我一五一十地对她说了:学校正搞读红色经典著作的活动,有的同学读“毛选”,有的同学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许多同学在读“马列”的原著。我也想找一本书读读,不知读哪本好?母亲听后,高兴地说:“吃完饭后,我给你找一本书。这本书保证适合你这个年龄的人读。”

  晚饭后,一本艾思奇所写的《大众哲学》,由母亲交到我的手里。

  这本纸页发黄、有些破旧的书籍,真没引起我多大的阅读兴趣,而艾思奇的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既不是导师领袖级人物,也不是蜚声中外的作家,在当时连杨献珍(编者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名气都比他大。母亲看出来我的心思,坐下来,缓缓地对我说:“别小看这本小书,当年它曾经影响我们整整一代人呐,鼓舞我们许多人走进了革命的队伍中来。你的父亲在中学读书时,和一些进步同学读到了这本书,由此改变了世界观而走上了革命道路。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你父亲随着共产党的队伍回到辽阳老家。当时,我在伪满‘国高’刚刚毕业,失学在家,在对前途一片渺茫之际遇到了你的父亲,他就推荐这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让我读。这是他向我推荐的第一本书,它带给我全新的视野,使我摆脱了伪满14年奴化教育戴上的沉重枷锁,让思想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后来我也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了。”

  正说着,父亲走进来,听母亲和我谈《大众哲学》,便说:“我是在东北中学读书时读了这本书。我们东北中学的学生都是失去家乡、远离亲人的流亡青年,读《大众哲学》使我们由‘小我’走向‘大我’。年轻人就要把个人的目标和改造国家、民族的大目标结合起来。《大众哲学》通俗易懂,把深奥的哲学理论变成了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

  父母言简意赅的话语,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70多年过去了,《大众哲学》深深影响了我们的父辈。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拾经典,它们永远不会过时。

  一个《大众哲学》的网

  石桓利的父亲石光(原名张东之,字右彥),生前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母亲白晶泉曾任辽宁省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石桓利向我们介绍了有关他的父母及其身边亲友学习《大众哲学》的情况。

  抗战时期,白晶泉是东北流亡关内的学生,先后在东北中山中学、东北中学读书。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途中休息时,我和五姐的‘民先队员’及宣传队的同学坐在路旁的树下,一边休息,一边读随身带的进步书籍。我读的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五姐读《唯物辩证法入门》,邓育华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个“途中”是指1938年东北中山中学师生湘黔桂蜀三千里大迁移的路上。当时,白晶泉和五姐白竟凡、学姐邓育华等流亡学生一路颠沛流离,缺吃少穿,在泥泞的山路徒步跋涉,还要躲避日机的空袭……可她们还是抓休息的时机读书,读《大众哲学》。由此可见,她们对这些书的喜爱和这些书对她们的影响。国家测绘局原局长李曦沐(又名李文相)也有类似的读书记忆,说自己是从这些进步书籍开始“一心想去寻找另一片天地”。

  1987年,白竟凡在《怀念恩师李国栋、彭文鸿》一文写道:

  那是9月的一个星期天(1938年),我们从山上下来,在那羊肠小道上,有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在空中荡漾。我们来到山脚下李老师的家,刚进屋,李老师笑着说:“老远我就听见你们的歌声了!”他看见我们手中拿着《家》《大众哲学》等书,拿过去翻阅,说:“你们又到山上学习去了!”我们回答:“是。”他说:“你们多学一些课外书籍,扩大知识面是很有好处的,但你们不能忽视学业,对于课本上的东西也一定要学好。”

  1991年,邓育华在一篇怀念石光的文章中提到:

  1940年初,我从“东总”(即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调来重庆“东总”总会……

  当时,“东总”工作很多,对内读书学习抓得很紧。《大众哲学》《现代中国革命史》《中国怎样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史》《通俗经济学讲话》等,都要自学、讨论、做笔记。“东总”的中共党组书记于毅夫同志不仅亲自指导我们学习,每周还要向全体同志作时事报告,分析政治形势。他还邀请外来的同志作报告,韩乐然、丘琴自晋东南归来,乐然同志作战地介绍,丘琴同志把“东总会歌”第一次带来,教大家学唱;光未然同志来会作第二战区情况的报告,并教唱他的不朽作品《黄河大合唱》,指导宣传队排练节目;高歌同志作第三战区的报告;陈先舟同志自西安来,谈陕西分会情况和当前政治形势;还请邓初民先生讲国际形势分析;欢迎莫柳忱先生谈西康归来……

  那一代人对《大众哲学》始终是念念不忘的。

  在东中研究课题组微信群里,甘英发来一张其母王雨薇的手稿截图,说:“这是我母亲生前回忆手稿片断,供参考。她参加过东北中山中学和北大的读书会,都学《大众哲学》。”在手稿中,在王雨薇读的书中能记起来的,第一本就是《大众哲学》。

  像《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在当时就像一张大网,紧紧将年轻人的心连在一起。此后,这些年轻人无论年龄多大,都始终不舍家国、不改初心。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种“初心”的力量。2000年,白晶泉应邀给来中国参加美国“海外学年”活动的学生讲课。一位名为Jeff Bissell的美国教师记下了课堂的一些情景:

  当白老师讲述她在“文革时期”被关押在牛棚里接受审查时,学生们向她提了很多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你被关押一年半以后,你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有什么看法?”这最后一个问题也正是我希望学生能够提出的。对此,白老师带着自信的微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任何人都难免犯错,毛主席也不例外,但在一个家庭里,即使父母做错了事,孩子们也会原谅他们并仍然爱他们。”白老师与很多她那一代人一样,从磨难中汲取了力量,他们着眼于积极向上的积极因素,不去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这是我遇到过很多像白老师一样的中国人的精神特征。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纪元。白老师和她那一代人可以欣慰的是,他们的牺牲和奉献使中国的繁荣成为了可能。也许正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不屈不挠、无怨无悔的精神,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对于白晶泉来说,历史永远是力量的源泉。

  呼吁新“大众哲学”

  尾声

  6月28日上午,记者通过电话与辽宁早期中共党员张希尧的女儿张力炜谈论《大众哲学》的一些情况,谈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大众哲学》为什么如此有力量,另一个是在当代该如何重拾经典、呼吁新《大众哲学》出现。张力炜叮嘱记者:“我和艾思奇的女儿从小是朋友,后来又和她的母亲经常来往。艾思奇的夫人晚年的时候,就在思考新时代‘大众哲学’的问题。你们做这件事很有意义。等《沈阳日报》的文章发表了,你给我传过来,我给她(指艾思奇的女儿)转过去。”在当下,探索《大众哲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多推出一些像《大众哲学》那样具有号召力的好书,确实是一件很迫切、很有意义的事情。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伏桂明、王远

编辑: p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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