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文化频道 > 老照片 > 老家趣 正文
母亲曾参与审讯战犯
http://www.syd.com.cn   来源: 辽宁日报  2015-09-10 10:10
分享到:
更多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成立“侦讯日本战犯工作团”,又称“东北工作团”。在当时,“东北工作团”成员执行严格的保密制度,连家人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冯志坚在参与审讯日本战犯的日子里,与家人分隔两地。去世后,她的儿子张科生偶然发现母亲曾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

  8月28日,记者联系到了张科生,听他讲述母亲冯志坚的故事。

  母亲留下一道数学题

  1954年3月,北京乍暖还寒。

  原本在全国妇联对外联络部工作的冯志坚,被抽调到“东北工作团”,参与审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

  当时,审讯日本战犯一事需要严格保密。冯志坚坚守工作纪律,去抚顺之前只和儿子张科生说了句“去出差”。

  那时,张科生刚满11岁,是育英小学的一名四年级学生。 “我也没问母亲去哪出差,要去多久,因为我母亲平时工作就特别忙,经常出差,我早就习以为常了。 ”张科生告诉记者,他以为母亲这次出差会和往常一样,顶多过个十天半个月就能回来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张科生收到母亲的信,信中除了关心他的生活和学习外,还告诉他自己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抚顺。

  信中,母亲要他算一道数学题:60里×24=?算出来就知道母亲离他有多远了。

  “那道题我很容易就算出来了,母亲离我有1440里地。于是对母亲越发地想念。 ”张科生说。

  记者看到了张科生于3月23日写给母亲的回信,字里行间那种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和依恋表达得淋漓尽致。

  妈妈:

  您的身体好吗?我可以两个星期给您写一封信,我得了3个5分,18个4分,3个3分。

  您的信里不是有一道题,式子如下:60里×24小时=1440里。

  妈妈您离我1440里。

  妈妈您什么时候回来?

  靠写信慰藉思念之情

  张科生对母亲倍加思念的同时,冯志坚也牵挂着儿子。写信成了冯志坚与儿子联系的主要方式。

  冯志坚一封接一封地给儿子写信,以慰思念之苦。 3月24日,她写下了第二封信:

  亲爱的科生儿子:

  三月十五妈妈给你写了一封信,今天已经是二十四日了,还不见你的来信……

  你近来身体好吗?学习忙吗?牛奶订上了吧?学校伙食怎么样?……近来学习成绩怎样?……

  马上回信安慰妈妈吧!

  自1954年3月12日冯志坚到抚顺至1956年8月工作结束,母子俩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

  “保存下来的信有22封,其中我写给母亲的18封,母亲写给我的仅保存下来6封。 ”张科生拿着母亲写给自己的那6封信,遗憾地说。

  从来信中,记者发现,“东北工作团”的工作相当辛苦,工作团里的成员大多时候都在抚顺,大家过的是集体生活,工作强度极大,加班是常有的事。每逢周末等假日,工作人员可以进城购物,外出参观或看电影。

  当然,“东北工作团”成员也有探亲假。在张科生的记忆中,母亲那段时间回来过几次。 “每次母亲回来,总是充满喜悦的,就连走路的步伐都是欢快的,那段时间是我见过母亲最愉快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工作的成就感使然。 ”张科生说。

  在新加坡发现母亲的秘密

  对于自己母亲曾是“东北工作团”成员的事,年轻的张科生毫不知情。直至1975年,也就是冯志坚去世的前一年,她曾无意中对张科生提过一次去抚顺是为了审讯日本战犯,然而,这并没有引起张科生的注意。

  母亲去世后,张科生在整理遗物时也未发现母亲参与审讯日本战犯的线索,这件事也就逐渐被他淡忘了。

  张科生真正了解母亲去抚顺的真相,也是第一次看到了母亲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记录时,已经是2006年了。那年,他去新加坡旅游,同时寻访母亲曾工作过的地方。

  早年间,冯志坚曾经为了养家“下南洋”,在新加坡同仁病院当护士。然而时过境迁,同仁病院的具体地址已经没人能说清了。无奈之下,张科生想到了去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查找老地图。

  当张科生走进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大楼第四层借阅大厅时,被陈列桌上的一套丛书吸引。细看之下,发现居然是我国中央档案馆出版的新书《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一共十大本。

  张科生翻阅之后发现,每个战犯的笔供都有中文,而且每页中译文的左下方都有译者的签名,他一下子想起母亲曾说过审讯过战犯的事。

  “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应该有母亲的名字,于是就一册一册往下翻。终于,在第八册看到了母亲的签名。 ”张科生说,当时他特别兴奋。书中有两个日本战犯的笔供是由母亲翻译的,一个是田井久二郎,一个是岛村三郎,罪孽深重的战争罪犯在法庭上遭到受害人的严词控诉,而母亲的翻译则声情并茂。 “她知道,她不是为受害人个人,而是为全国人民在控诉、在审判。 ”

  到抚顺寻找母亲的工作轨迹

  回国后,张科生开始搜集母亲在“东北工作团”时的点点滴滴。

  去年8月,张科生在家中看电视,正好看到了《阳光下的囚徒——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这部纪录片,在第三集重点介绍了“东北工作团”。

  “那是我母亲工作过的地方!”张科生很紧张,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当电视中播出一张“东北工作团”的合照时,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母亲。

  “‘东北工作团’合照,我家也有一张,以前我在整理母亲的画册时就看到过。不过因为是一张合照,上面也没有标明具体的信息,所以我也就没有重视。 ”张科生说。张科生决定搜集母亲在“东北工作团”的工作情况。去年11月21日,由于子女工作繁忙,72岁的张科生竟然只身一人从现住地南京赶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只为探访母亲曾经参与审讯战犯的地方。

  “老先生身体状况挺不错,精神矍铄,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他细细地在战犯管理所走了一遭,想着他母亲可能到过的地方。他特意进到田井久二郎和岛村三郎的关押室,想象他母亲那个工作组是如何提审这些战犯的。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负责人孙杰介绍,当年“东北工作团”将检察员、书记员、翻译三人编为一个小组,挨个对战犯身份和罪行进行审查、讯问,经过严格的审讯后,才将那些罪行极重的日本战犯送上特别军事法庭。

  此行,张科生还参观了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站在曾经的审判台上,张科生想起了母亲日记中曾写过的一段话:“我见英魂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微笑……你们可以安息了,你们为之奋斗的抗日事业终于以中国人站在审判台上而胜利结束。 ”□本报记者/王敏娜

  (照片由张科生提供)

  冯志坚(左一)站在审判台上陈述战犯侵华罪行。冯志坚与张科生的信。

编辑: pd23
相关新闻: